笛卡尔的睿智之处在于他将精神（即cogito “我思”）首先视为是一种“在”，笛卡尔的无奈之处在于他用以证明“在”的根据又只有这个“思”本身（即“在”仅指“cogito”在）。前者使精神成为纯客体，后者使精神成为纯主体，这就是令精神呈现为主客无分的佯谬存态之原因。（1）

然而，如何才能够超然于精神之外或精神之上来把握和俯瞰一切存在呢？

此一尝试由来久矣。早在古希腊爱利亚学派诞生之初，巴门尼德就曾借正义女神之口指出了三条“认识之路”，恰好与上章之A、B、C三种情形遥相呼应：

第一条路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可注释如下：无论感知是否能够认识存在，存在自必存在；或者说，不是认识了存在才有存在，而是有了存在才需要确证认识。不过此刻所谓的“存在”不以认识为前提，因而只是一个武断。

第二条路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可注释如下：无论存在是否存在，感知造就了唯一的存在表象，如果把这种意识化了的表象视为非存在，则非存在才是可证明的存在。不过这里所谓的“非存在”仅以认识为前提，却没有对“认识”本身加以认识，即尚缺乏充分的理由判定“非存在”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与“存在”的异同，因而也是一个武断。

第三条路是：“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可注释如下：既然存在与非存在可能都存在着，且相互关联而又不能被统合为一种东西，则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不过这条出路以上述两项武断为前提，因而不免仍是一个武断，而且是建立在武断之上的武断。（2）

结果，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巴门尼德认定第一条路是“真理之路”，却无“理”可言（“理”指派生于感知的逻辑）；认定第二条路是“意见之路”，却无“真”可言（“真”指与感知无关的本在）；认定第三条路是由于普通人的理智“误入歧途”所致，但却似乎是唯一既含“真”又含“理”的认知法门（只是“真”与“理”的关系无法得到证明）。（3）

如此尴尬的局面，岂不令哲学无地自容？

曾几何时，正义女神的启示竟成为数千年来哲学状态的谶言。【有史为证：唯物主义在第一条路上目不斜视地挺进（它的典型代表主要在哲学史的初期阶段，大致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时代为鼎盛期，而以培根、洛克、费尔巴哈等为尾声）；唯心主义在第二条路上小心谨慎地求证（它的典型代表主要在哲学史的中期阶段，大约可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算起直到贝克莱为止）；大凡想弥合对立两派者则只好在第三条路上蹒跚举步（它的典型代表主要在哲学史的近期，大约始于笛卡尔，历经休谟、康德、黑格尔，至逻辑实证论及存在主义为讫）。一望而知，这三条路恰恰反映着精神存在的自性封闭状态，以及为打破这种自闭而寻求出路的徒劳无功。】（4）

注释：

（1）“我思故我在”即“当我思考的时候，证明我的思想存在”，简化下，即“我思，故我思在”，单纯指不包括肉体的思想存在。在笛卡尔那儿，肉体和思想是二元的。另外，“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因果关系的表达，而是同语反复，或者说是人类特定存在度下的非逻辑武断（详细见第六十四章）。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沉思”起于对感性的怀疑，因为他发觉他做梦的时候梦境非常真实，醒来时才知原来是虚幻的，于是他反过来追问，我现在醒着时的感知，怎么证明它不是虚幻的梦境呢？于是，笛卡尔始终怀疑自己感知中的存在，但怀疑本身却不容怀疑，于是怀疑作为当下的思想成为了唯一可证明的确凿的存在。在这里，笛卡尔想表达的是理性比感性可靠，是对理性思想的有效确认和对感官中物质实体的确认无效。

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中后面的“我在”（即“我思在”）作为精神存在、作为感知，无论其所知的是什么，都表达了其能知的客观存在，即此时的“我在”是纯客体；而“我思故我在”中前面的“我思”，是证明“我在”的纯主体感知行为，且因为感知非真而呈现出必然的横向主观性。这就是上一章表达的精神存在的佯谬。

换句话说，虽然笛卡尔的本意并没有区分客观的“能思”和主观的“所思”（亦即“能知”和“所知”），仅仅是凭借当下的我思（指包括了“能思”的“所思”，具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能怀疑”的“对感性所得持理性怀疑的思想本身”）确认了精神本体或心灵实体的存在；但根据上一章的剖析可知，精神存在或“思”在此处呈现为同时作为主体和客体的主客无分的佯谬状态，即上一章中所说的C的状态。也就是说，“思”作为纵向的一种客观的“在”（即作为客体的“能知”或“感应方式”，即客观的属性存在），在横向上却只能用其作为主体的思的行为（无论所思的内容是什么）本身才能证明。虽然笛卡尔没有纵向的思维，但却直觉超灵地把“思”（即“知”）视为了一种“在”，恰好符合了“知”本身作为知者感知属性的属性存在的“在”，这中间暗含着一种第六十四章会详细解读的“非逻辑武断”，即无关他怀疑与否、思的能力和程度如何，只要他能“思”、在“思”，其“思”都是“在”的“非逻辑武断”。也就是说，笛卡尔没有意识到，一方面，怀疑本身是一种客观能力（即一种具备自我意识和逻辑反思的感应方式，即能知），他能怀疑才有怀疑的存在，须知其他低等动物都没有怀疑自身感知的能力；另一方面，哪怕他不怀疑，他信以为真的那些感知结果也是他的思（即“思”作为“在”时无关“思”的内容或所知），哪怕梦境也是一种思，是他潜意识的一种展现。

总之，只有横向、纵向两个方向都兼顾的思维才是完整的，而笛卡尔的横向思维底层上不自觉地暗含了纵向思维，表达了精神存在的佯谬。

（2）“我思故我在”中暗含的佯谬，间接表达了哲学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知”与“在”的两难问题。哲学家一直试图超越精神之外说清存在，最早的巴门尼德借正义女神之口指出的三条“认识之路”时就已经提出了存在问题的两难，三条“认识之路”正好匹配前述第六十二章中所说的精神存在的佯谬中A、B、C状态：

第一条路：不以认识为前提的存在本体才是存在。这是古希腊务虚的存在论起源，充分调动了当时的古希腊哲人的智慧余量，属于哲学史上本体论阶段，即通俗的唯物主义阶段。古希腊哲人追究永恒的、不变的存在本体，但却在追究中反复迷失（见卷一第五、六章）。这个本体后来在认识论阶段指康德认为不可抵达的“彼岸”、“物自体”，也就是本书中的“客体”、“元在”、“客观世界”等感知不能抵达的所谓本体或实在。也就是说，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其实就是从始基存在开始，纵向不断分化的万物（指呈现为属性存在的万物，“物体”由此成为“物性”）。万物的分化程度就是“在”的程度（即存在度），对应其“能知”的程度。

第二条路：以认识为前提的“非存在”才是存在。这里的“非存在”就是作为“对象”的横向感知结果。这是以务实为基础的经验论的起源，属于人类的正常用智，一切知识皆以经验为基础才有发展。但古希腊阶段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因为主体的感知有规定性而注定其感知结果非真，只是认为“非存在”是流变的、非本质的存在，所以才要去追寻不变的本体存在。认识论阶段以后，这个“非存在”就是横向的主观的精神存在，即康德所说的此岸的现象界或者叔本华所说的“表象的世界”了。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就是被我们的主观感知覆盖（和客观世界的可感属性耦合）过的世界；即主体的“所知”；

第三条路：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在古希腊阶段时，这是上述两条路后唯一可能的第三条路。在认识论阶段时，精神存在即“我思”就表现为同时既为主体（横向感知他存之“非存在”时是主体）又为客体（主体及其感知方式或能知作为纵向的万物之一时为客体）的佯谬状态。

（3）总之，巴门尼德由此把“本体论”转化为“存在论”的探讨，如同康德通过对知识的探究把“认识论”转化为“知识论”的探究。第一条路针对存在本体或本在之“在”，是“真理之路”，但感知或逻辑（包括理性逻辑）却不能抵达，所以无“理”可言；第二条路针对感知之“知”，是“意见之路”，但和本在（即客体、元在等）无关，所以无“真”可言；第三条路试图把前两条路连接起来，但需要说清“理”和“真”的关系，实际上是“知”和“在”的关系。而这正是既往哲学的千古疑难。笛卡尔的睿智就在于直觉超灵地把“思”（即“知”）视为了一种“在”，潜在地暗合了“知”作为“在”之属性的纵向一元衍存关系。

由此可知，之所以说巴门尼德的三条认识路其实也对应着精神存在佯谬的三种情况，是因为第一条路是对“在”的肯定，第二条路是对“知”的肯定，第三条路是对“知”与“在”关系的同一性的猜想或表达，但如果你不能真正在横向、纵向两个角度说清“知”和“在”的关系，第三条路就只能呈现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认识论中就展现为精神存在的佯谬。

也就是说，既往的哲学问题，无论在本体论阶段还是认识论阶段，归根到底都是“知”（包括精神存在）和“在”（指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在横向的思路上是无法解决“知”和“在”的问题的。

（4）既往哲学家面对精神存在的自性封闭状态（即“形而上学的禁闭”）在横向思路上都找不到出路，无法真正超越精神之上说清精神的本质与渊源。古希腊沿着“质料因”追寻存在的本体即第一条路，沿着“形式因”追寻存在的本体即第二条路，如笛卡尔的二元论等是试图弥合二者的第三条路。整个哲学史表达的是随着哲学本身的分化，哲学迷失在形而上学的禁闭里，越来越远离了追求存在的终极、彻底遗失了“在”、完全说不清“知”与“在”的关系。

这千古疑难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随着人类理性抽象的拓展或认知分化的必然，把一体的时、空、物割裂为横向的空间、纵向的时间和独立的存在者，而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的割裂在哲学上就表象为“知”（包括精神存在）和“在”（指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

注：上一章指出精神哲学第一追问中同时暗含着纵向的客观性和横向的主观性，本章继续剖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同样暗含着这一佯谬，包括既往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之所以在精神存在的自性封闭状态中找不到出路都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种佯谬，即完全没有关于“知”和“在”的纵向思路，从而无法说清“知”与“在”的关系。叔本华把意志客观化，其实有了“知”的纵向思路，只是他把作为“知”的“意志”视为了“在”。总之，本章指出哲学史上的千古疑难就是为下一章继续深入问题，指出“我思故我在”佯谬中的“非逻辑武断”，从而继续一步步导出自己的观点。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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