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层层要求代偿的驱动力就此延展为层层转化的演变过程和向上配位的自发倾向。（1）

       值得特别予以注意的是，所谓“进化”或“发展”，在其修辞学后面的自然意蕴中实际上深藏着一个逐层递弱的内在趋势，这与“进化论”的固有概念大相径庭。【一言以蔽之，物态或物种演变自始至终都是朝着存在力度愈来愈弱化的方向递进，而不是朝着生存力度愈来愈增强的方向发展，尽管从表面上看，进化的历程的确导致后衍高等物种的生存能力或适应能力不断上升。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盲区：在大尺度的自然史上，生物种系的外在“生存能力”与其内在“生存效力”呈反比相关。也就是说，生物进化的适应性选择，其实反而造成生物生存的不适应性结果，或者说，目前所谓的高等“优势”物种，其实反而被逐步推向自然衍存的“劣势”境遇之中（参阅本卷第十二章）。于是，我们必须对“生存效力”与“生存能力”这两个概念分别另行予以注解。或者，我们还得就“适者生存”的所谓“适应”一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重新排列宇宙物演进化序列的优劣层级。】（2）

       即一般化地直观这个世界的有序性的话，代偿转化的递进过程固然导致整个自然存在展开为一个变局紧迫的加速系列，不过活力日增的存在态势却反而使存在度或生存度的渐次减损外化为某种倾向“自强”的假象。（3）

此乃出于对属性之性质的无知，即无知于物质属性的扩张态势正是存在度弱化的代偿产物；亦是出于对代偿之原理的无知，即无知于递弱代偿的演化过程正是对物存本性的层层掩蔽过程；一句话，是出于对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无知，即无知于存在效价的必然流失正需要代偿效价的相应强化来递补，由以支撑或实现趋于失存的存续。【不妨这样讲，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者”，说到底其实不过是“弱者”的代名词，须知“适应”无非是弱者不得已而采取的生存方式，强者无需屈尊去适应谁。因此，无机界大可不必玩弄“适应”的花招，到是生物界不得不表演“适者生存”的闹剧，所谓“适应性越强的物种”其实就是指“生存度越弱的物种”，所谓“适应性是进化的指针”其实就是说“递弱化是物演的方向”——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内在本质。】（4） 

所以，作为进化论之缔造者的达尔文，分外朴实地坦承他对造成遗传和变异的内在原因一无所知。（5）

      所以，纵然当代的分子生物学业已探明，主导生命存在的“基因”皆源于某些化学上的分子编码，然而，何以分子存在非得进而编码为生命形态不可，其更深一层的“基本原因”，却断不是生物学可以解答的底层疑难。（6）

       也所以，一切科学的、或前科学的、甚至后科学的认知基点或终极标的，终于都要落实为某种哲学（亦即广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纠缠。【其实，除了前科学时代和科学时代初期的哲思真与“形而上学”的旧义名实相符外，成熟科学时代的哲思自应落实到“存在”下面的深潜机制中，故此，将本卷所论之“自然哲学”命题为“形而下学”，亦无不可。】（7）

    而且，无论哲学如何傲慢，它迄今照例不过是迷失于相对代偿途中的有限追究者而已。（8）

这倒应了“无知便是美德”的东方古训，因为无知大抵就是安然无惑的稳存之表征，故曰“智者多忧”（老庄语义），何“忧”之有？忧能否存在耳。（9）

注释：

（1）参考一百一十章末段可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实际上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层层代偿的要求成为自然演化的表观动力，表象为万物的“进化”与“发展”，也就是衍存位格上的向上配位倾向。

（2）能动属性增益表现出的显性生存能力增强掩盖了隐性的生存效力降低。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忽略了越高级的物种系统寿限越短这个问题，即适者生存的“适应”在深层上表达的是前衍存在对后衍存在的决定作用，或前衍存在是后衍存在的衍存条件和依存条件，且在层层派生的过程中存在质量和时间递减。如海洋是派生出生命的条件，孕育了最初的生命，而一旦最初的生命出现，就与海洋一起成为了派生出更复杂生命的条件，依次便展开为从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到人类乃至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人类的文明史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一旦通过智质分化发明出某种产品，这种产品就从最初的奢侈品慢慢变成必需品，成为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以及演化出更复杂社会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适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我们的前衍依存条件，只不过依存的层级不同，以致于让我们把最切近的依存条件误以为是最重要的依存条件。如对具体的每个人而言，后衍的金钱比免费的阳光、空气和水重要多了，殊不知，人类的诸多生存危机包括疾病都源于生态破坏。当人类整体因生态问题而面临生死存亡时，后衍金钱、奢侈品等都毫无意义。

总之，所谓“适应”，本质上是对自身本性趋弱的存在内涵的适应，即“适应”的主体就生存力度或存在内质而言是越来越趋于劣势的，外在的感应属性、能动属性等属性的丰化不过是对后衍主体自身内质残弱的补偿。

（3）也就是说，代偿的趋升分布是非本质的直观“假象”（即我们常说的“现象与本质”中的“现象”，可参考四十四章和八十八章）。

（4）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存在何以存在的无知。唯有解决了存在何以存在的问题，才能解决达尔文理论不能回答的三个问题：1、生物乃至万物演化的动力是什么（答案：万物弥补自身本性残缺的代偿无效，使得万物只能以本性递弱的方式分化构合，形成自发滚动的内驱力）；2、为什么变异是随机的，而自然选择是定向的（答案：递弱代偿的单向度物演方向决定了自然选择的定向）；3、为什么越高级的物种灭绝速度越快（答案：越后衍的物种存在度越低）。

也就是说，生物乃至万物的演化方向是存在度降低、代偿度增长的单一方向，自然选择会淘汰代偿度不足的存在，而代偿增量使得新物种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但另一方面虽然代偿度使得后衍存在实现，但其代价是存在度进一步降低，故死灭速度越快。而存在度的每一步降低都会使存在者面对本性益发残缺而生出更强烈的代偿要求，物演进程由此自行展开。

（5）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遗传是存在维持其存在度的天然本能，变异是存在度维系不住而不得不代偿的天然本能，二者的目的都是求存。这是达尔文囿于生物层面而无法探知的答案。

（6）生物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于其局限于生物界的狭隘视角。我们把视距拉到到整个物演过程，立足于存在整体的深层本质，才能解决生物学不能回答的问题：生命的分子编码是原子分化构合成无机分子，无机分子分化构合成有机分子，有机小分子分化构合成有机大分子的实体结构代偿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分子存在编码为生命形态是本身存在度递弱以后结构代偿的结果，不同的编码缔造不同的结构存在及其表达为感应属性的功能。

故，哲学问题的答案是解答科学基点问题的基础，哲学是比科学更完整更基层的学问。

（7）所以，一切问题（无论前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后科学问题、人文问题等）的基点问题都只有基于一个整体的存在论模型才会有相应的答案。

“形而上学”出自《易经·系辞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最早的旧义指超出直观现象层面讨论问题，即指在抽象的整体的本质层面讨论问题，或者说以存在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哲学，旨在探寻存在的本质。

科学发源于亚里士多德把博物学分化为科学。随着科学的分化，哲学也分化为认识论阶段的哲学，即因为意识到存在被感知统摄，所以关于存在的讨论转化为对感知规定性的讨论。至此，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迷失于文明之树的枝丫树叶间而再也找不回树根和整体。

故，“成熟科学时代的哲思自应落实到‘存在’下面的深潜机制”指成熟科学时代的我们需要找回文明之树的树根和整体，其中的“存在”指认识论哲学下的“精神存在”，因为在认识论哲学阶段，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切存在都是精神存在。但正如第三章所言，精神存在也是相对存在，要说清精神存在的渊源及其规定性的发生、发展，必须说清相对存在的相对性原理，而这个相对存在的相对性原理（即本书中的递弱代偿原理）就是“‘存在’下面的深潜机制”。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的精神存在，就必须先把人返还给自然，在自然的统一性原理下，说清人是怎么的存在，在自然界中是怎样的位置，才能最后说清作为人的感应属性的精神存在是怎么回事。这个“自然的统一性原理”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对象的“自然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故“自然哲学”是“精神哲学”的基础，以实体结构存在为对象，因此可称之为“形而下学”；而“精神哲学”以实体结构的感应属性为对象，故八十四章把“精神哲学”视为“形而中学”；进一步而言，“社会哲学”研究的社会是以形而下实体存在、形而中精神存在为单位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存在（形而下、形而中是同一相对存在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社会是无数相对存在构合的一个无形存在即形而上存在，故一百三十八章把“社会哲学”视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学到卷二九十五章逻辑序列可知精神存在也是有结构的，只是这个结构是无形的，必然依托于有形的自然存在；而最后衍的人类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实体结构存在，只是这种结构依托于智质存性状的分化与耦合，高悬于具体的个体存在之上。所以，全书在本章、八十四章、一百三十八章赋予“形而下学”、“形而中学”和“形而上学”全新的内涵，分别指“自然存在”、“精神哲学”和“社会哲学”。当然，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的内涵了，如卷二第六十一章的“形而上学”就是指精神哲学，即认识论哲学。这是读者特别需要注意的：一定要根据上下文理解概念的内涵。

也就是说，只有在博物学阶段和科学初期，在哲学的本体论阶段，哲学是追求终极的。自笛卡尔始的认识论哲学追究感知的规定性，也权且可算着“形而上学禁闭”下的追求终极。但更后面的语言论转向的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乃至更后面的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越来越浮浅，远离了哲学追求终极的本质要求。所以，如果视“形而上学”为追求终极的哲学的话，如书中所言，只有“前科学时代和科学时代初期的哲思真与‘形而上学’的旧义名实相符”，而后在认识论阶段，“形而上学”成了精神哲学的代名词，但到了今天这样成熟的科学时代，必须“落实到‘存在’下面的深潜机制中”，即不能漂浮在分化后的分科知识上或者哲学分化后的浮浅哲学上，而必须把分化的知识包括哲学知识耦合到博物学时代的完整的知识架构下，才能拥有最大的完整的视野尺度，完成追求终极的任务。故，现阶段的哲学应该是“形而下学”，即应该是建构一个有本体论的认识论，包含在自然哲学中的社会哲学。此时的“形而下学”被先生还原为自然哲学，是相对当下浮浅的哲学或作为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而言。因为精神哲学依托于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对象是相对存在整体，故被视为“形而下学”；精神哲学的对象是相对存在的感应属性，故被视为“形而中学”（见第八十四章）；而社会哲学的对象是生物社会乃至人类社会，是生物乃至人类之间通过彼此的感应属性，耦合成的一个无形存在，故被视为“形而上学”（见第一百三十八章）。

（8）同时，作者进一步指出“而且，无论哲学如何傲慢，它迄今照例不过是迷失于相对代偿途中的有限追究者而已”，其意指：哲学作为“知”，永远是相对的“知”；因为人类作为“在”，永远是相对的“在”。

哲学的傲慢源于不明白自身的盲存状态，即作为有限的追究者，我们的感知规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抵达客观世界，永远和真理无缘，只能在有限的代偿信息中得出一个满足求存（或求实）的有限的哲学理论，其正确性也终将是一个时间范畴内的正确（卷二第一百章有详细论述）。尤其是西方哲学在自身的分化中遗失了追求终极的哲学目的，使得知识的分化离整体的思境越来越远，以致于当下的人类在日益严重的智质分化下只能停留在愈发破碎的认知中，拥有越来越破碎的世界，真正是一叶障目（“叶”即一切最切近的新知和需求），不见泰山（“泰山”喻整体的世界）。而《物演通论》把人类遗失的整体世界又耦合回来了，恢复了人类文明初期认知世界时的整体性。整体性，是人类下一期文明需要牢牢把握的东西，无论思维方式还是宇宙观模型，都不能再遗失整体视角。

（9）庄子的原意是指得道的大智慧者返璞归真、无为而长存，唯有小聪明的智者才整天瞎折腾。放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智者一方面可指人类整体这种智性生物相对于其他低等非智性生物而言，因为存在度低，不免多思多忧多追问；一方面指人类中更具智慧的个体如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等代偿的先行者，正是他们对智慧储备的调动，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把人类引入存在度更低的愈发艰危的生存处境中。所谓“智”，无非代偿而已，是存在度的反向指标。

注：本章接着上一章说明日益活跃和动荡的代偿表象为进化和发展的物质演化进程的向上配位的倾向，但掩蔽了深层的存在度递弱的本质。及至人类，更是不得不忧思以存。由此导出下一章：存在皆是有限存在，任何相对存在必然在递弱代偿的流程中失存。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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