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总论

上一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要干什么呢？是要使人民返璞归真。实际操作的办法就是“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避免扰乱人民本来就有的纯真之心。基于此，圣人治理社会，对待老百姓的原则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维护好老百姓的身心健康，使老百姓能够凭借质朴之心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或者说，“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虚其心、弱其志”以实现老百姓的“无知、无欲”，使企图以文化意识形态控制老百姓、企图以老百姓的欲望控制老百姓的所谓智者实施难度提高而什么都不敢做。这样就通过什么都不做完成了最好的治理。

也就是说，社会求存的最好策略是：不刺激无度的外在欲望，不催化无休止的竞争、进步和创新，而要学会向内涵养身心，保守的维护好人类的存在度（《物演通论》中存在效力或能持恒稳定的指标）。其中“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中的“心”和“志”是指人向外发散的各种欲望和以我为中心的强烈意志，而“腹”和“骨”都是指人基础的身体健康和文化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然存在状态。所以第十二章才会说“为腹不为目”，即求存以维护存在本质为要，才不会让自身陷入快速演化的正反馈中，这与当下各种广告刺激消费、刺激竞争是截然相反的文化态度。须知，正是竞争的意识形态本身缔造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环境而让人不得不进一步竞争，让竞争成为了社会分化的正反馈力量。

              （一）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承接第二章说明一旦在认知上分化出所谓“贤”（有才能或高尚）、“珍贵”（难得之货即稀有物质，赋予稀有价值即‘贵难得’）、“追求与梦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明欲望是随着下层需求的满足而不断生出上层需求的，欲望永无止境，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便生出民间的竞争、盗贼和没法安定的迷乱之心。

站在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天下纷争，各诸侯皆打出旗号招贤纳士以富国强民，或试图兼并天下，或力图保证自己不被兼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子否认“尚贤”，一方面，“尚贤”缔造了国家内部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各国皆“尚贤”，也缔造出了各个国家更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也就是说，“尚贤”文化本身，只会缔造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会形成正反馈，让竞争越来越激烈。就算天下统一了，只要“尚贤”文化不变，内部竞争也会继续以正反馈的方式不断加剧。

正如现在孩子读书越来越辛苦，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就参与竞争，皆是当下主流的竞争文化导致的，仿佛不能进入好的小学就不能升入好的中学，不能升入好的中学就不能考上好的大学，没有考上好的大学就不会有前途。但学习实质上是一生的事，学校通过分数、排名驱动学生参与的学习竞争，乃是外部力量使然，只能一时有效，所以很多学生高考完就再不学习，甚至因厌恶读书与书籍绝缘。真正能维系一生的学习是靠内在的兴趣驱动的，且最能达至忘我而不觉辛苦，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契合个人的天赋和本心，反而最有可能达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目前，整个人类的主流文化就是崇尚贤能的竞争文化，全球化的同时，展开的也是全球性的竞争，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之间，占据科技的制高点，是不见硝烟的战争。而在《物演通论》的理论模型中，科学技术是一把单刃刀，只砍人类的生存气数；日新月异的科技，只是人类趋近失存的加速器。如同一个负荷满满的中年人，健康状况已经出现重大问题，仍然不知调整生活方式，反而加重自己的工作负荷，这一场人生的结局就只能是提前离场，而不是寿终正寝。人类社会如果面临重重危机而不做文化的调整，也是一样结局；只有倡导“不尚贤”，让每个人自由、自主、自在的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生活，不与他人比较，也不需要以国家的形式竞争求存，才能让所有人得享安宁。

在经济学上，物质的价值的认定不是以对人类或个人求存的重要程度来认定的，而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所以作为人类求存须臾不可离的阳光、空气和水反而不名一文，对人类求存毫不重要的钻石反而在被赋予其人为意义以后价值高昂。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而人类文明本就是一个舍本逐末的过程。人类“贵难得之货”的结果，只会让大家都去牺牲最重要的依存条件（如阳光、空气和水），去追逐其他最不重要的依存条件（如钻石），最后的结局就是人类越来越追逐“难得之货”，不仅追逐，而且不断生产、创造新的“难得之货”如各种最新的高精尖技术的产品，反而把最底层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全面破坏。人类文明的工业化的进程就是最显著的表达，具体表现为我们的电子产品如手机越来越高级，我们的生态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再没有天然的优质的空气和水源，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不安全。而当优质的空气、水源和食物越来越成为稀缺品时，这些也有望成为商家逐利的商品。

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划分也是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说明。最底层的需要其实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只是一旦得到满足，就会生发出新一层的需要，而人们往往为了最新的需要而忽略基础需要的重要性和不可破坏性，即为了最上层的末端需要去牺牲最底层的根本需求。只有在根本需要发生困难的时候，才意识其重要性。所以，每当战争来临，豪宅、黄金就极速贬值，如果粮食有限到极致，任你多少金钱甚至都换不到粮食。也就是说，货币的根本价值在于它能换到的依存条件。当人类赖以生存的那些基础依存条件不能维系，任凭人类有多少财富都没有用处了。

故，在认知上“贵难得之货”，一开始就注定了人类的整个后续发展，而对于沦为盗贼的人，自然是世人以何物为贵则以盗取何物为目标。如果世人仅仅是取用自己需要的，而不贵任何物质，盗贼也不会有盗窃的目标，或者仅仅是盗取自己生存需要的基本依存条件——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活不下去而盗取，也是情有可原的。

本章与十二章互为呼应，表达着一致的内涵，故十二章再次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实际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就是“见可欲而使民心乱”。《周易·系辞上》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之说，庄子也有“嗜欲深者天机浅”之说。故本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就是指不要用外在的刺激迷乱老百姓的心智。

其实，人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一旦被外在环境刺激，就会被激发出无穷无尽的需求，这正是现代文明的真实写照。我们天天处于被各种广告轰炸的状态，天天处于需求被强烈刺激状态，以致于我们的内心都被外物牵动，不知自己最真实最根本的需求是什么，更失去了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而我们离本心越远，离幸福就越远：如果幸福因钱而得就会因钱而失；如果幸福因情而得就会因情而失；真正的幸福唯有因心而得才永远不会失去！所以，随缘自在的心、通达无惑的心、谦逊不争的心、宽容理解的心、纯真善良的心，才是我们的幸福之源。也就是说，唯有保有本心或初心，唯有能享受生命本身，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所以无论人类文明如何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外在的物质生活如何丰富、外在的文化生活如何多彩，人类的幸福感丝毫不会有提升，反而会因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越来越紧张的生活而越来越焦虑。

              （二）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就是十二章的“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这里“虚其心”的“虚”，是“虚室生白”的“虚”；是“虚怀若谷”的虚；是“致虚极，守静笃”的“虚”，指心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主观理念，即没有思维遮蔽，故什么不同的观念都能容纳而平静对待。“弱其志”指没有强烈的主观意志或欲望，故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而“实其腹”的“腹”是12章“为腹不为目”那个“腹”。“腹”为内在的底层需求，是本；“目”为外在的浅层需要，是末。所以得道的统治者会这样治理或教育百姓：不给老百姓灌输任何理念，让老百姓吃好吃饱生活好（民以食为天）；不激发老百姓任何梦想与渴望，让老百姓好好锻炼身体健康。这样才能有效的维护了老百姓的身心健康，使其幸福！

故，“虚其心、弱其志”即“无知无欲”，是养心，“实其腹、强其骨”是养身。人活着，身心才是人之根本，身心以外的都是外物是末，即庄子那个“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内外”。所以，维护好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整个社会自然就健康、和谐、安宁了。

实际上，《道德经》虽然用不同章节有无数的不同表述，如“虚其心、弱其志”和十九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也是一个意思，但通篇都是一个意思：“无为”或“道法自然”，其意同佛家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即使论述天道，也是为了证明人道应该“无为”。

在《物演通论》的四十一章中指出：

愈原始的代偿属性，其代偿效力愈强，且对后衍代偿运动具有潜在性的决定作用；愈后衍的代偿属性，其代偿效力愈弱，且对前体代偿形态具有遮蔽化的抑制作用。

其实和《道德经》论述是一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表达的就是加强前衍的最基础代偿，即肉身的饮食和健康需要；降低后衍的精神代偿，即意识和意识的膨胀，从而舍末固本。

从《黄帝内经》也能看到古人对原始代偿才是根本的领悟，故云：

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其中“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气从以顺、高下不相慕、不惧于物”即“虚其心、弱其志”，“形劳而不倦、各从其欲、美其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即“实其腹、强其骨”。做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即“其民故曰朴”或“合于道”，也就是下一句的本章的“无知无欲”。

                 （三）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指“虚其心、弱其志”才能使老百姓“无知无欲”，即保持天然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下，那些智者，即那些掌握了某种知识或理念的人，有能力给别人洗脑从而控制别人的人，能调动别人欲望从而利用别人的欲望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就不敢做什么了。

如此，得道的统治者通过什么都不做，反而实现了最好的社会治理。

反过来说，一旦尚贤，天下人将争着做贤人，做智者。就如当时的情景，诸子百家纷纷游走天下，游说君主，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富有野心的人，竞相争权夺位，抢占钱财，导致民心紊乱，盗贼四起，社会由此变得更加动荡。

 需要说明的是，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一直有着表现为主流文化的建构文化和非主流的解构文化，老子思想虽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超拔，但仍然属于解构文化，和佛学、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一样。而社会的结构化进程（即文明发展进程）必须通过主流文化的建构功能实现，这也是儒家思想不及老庄深刻却反而能成为主流的原因，因为儒家文化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人类原始氏族亲缘社会最深层的血缘关系重新整顿了超血缘的君主专制社会，实现了并维护了社会的结构化。也就是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个自然的分化进程，而人类社会的分化发展是自然分化进程的一部分；建构和解构，一如基因的变异和遗传，建构文化表达着社会分化发展的不得已，表达着社会代偿属性的增加；而解构文化表达着对社会稳定度的维系，表达着对存在度的固守；但社会分化进程和自然分化进程一样，归根到底是单向度的，这就是人类想虚无、想无为也虚无不了无为不了的原因。

当今全球文化以西方激进的进步论为主流意识形态，彻底遗失了维护人类稳定、抑制人类的过度发展的保守文化。站在《物演通论》的宇宙观、世界观模型上的观点看：“进步”缔造“衰落”，犹如“增长”促成“衰老”；“追求发展与进步”的文明化脚步是人类对灯蛾之火的趋赴；故，西方的哲科思维到了应该反省的时候，科学的作用更需要质疑，当初，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需要能力才能求存；今天，人类的能力已经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彻底破坏，这时候就需要反思自己的能力了，人不是地球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已走到尽头。人类文化中的激进与保守素质同是人类求存需要的天然素质，二者的深层兼容和有效平衡，是人类在王东岳的新危存主义价值观下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