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内卷”与“躺平”的持续性升温，让我觉得有必把“内卷”与“躺平”的本质说清楚，因为“内卷”与“躺平”的现象后面揭示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物演通论》的哲学思想就是说明这个规律的。

    （一）“内卷”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内卷”的英文为involute，这个词最早来自贝壳学。在英文中，“in”作前缀表示“内部、入”的意思；volute的意思是“外卷”。根据生物学家的解释，大部分涡螺科生物在生长过程中，螺塔清晰可见，从边缘向外转分泌形成新螺层。这种生长方式叫做外卷，即“volute”。而宝螺等品种，在小时候还有螺塔，长大后早期的螺层渐渐消失，整体外形将不再变化，而螺层一圈一圈渐渐向内分泌，直至占满螺壳。这种生长方式被称为“内卷”，即“involute”。故，“内卷”的原始涵义就是一种必然走进死胡同的一种内向性有限生长方式或发展方式。

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旦被用在哲学、社会学乃至艺术文化上，具体的内涵自然会有所变化，会在它们自己的语境下产生新的含义，但在越接近本质的底层必越相同。

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用“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把演化区分为“内卷”与“进化”两种相反的形式。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象上的相反，归根到底都是系统演化中的求存方式。正如我们的一生每天都是在新陈代谢中延续，但在成人之前被视为成长，在中年以后被视为衰老。事实上，在细胞层面，每一种细胞的增殖代数是有限的，随着细胞的增殖，细胞染色体上的端粒体是渐次缩短的，直到端粒体被耗尽，生命就此到了尽头。这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只不过在认知中，我们根据表象属性的变化就把生命前半段的成长视为“外卷”，后半阶段的衰老视为“内卷”。

随后有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Coldenweise)用“内卷化”来描述当某种文化模式达到既定的程度和形态时，既无法保持稳定的的状态,也难以自我更新到其他形态，于是只能不断地在内部进行自我复制和精细化这样一种动态停滞的文化现象。但真正把“内卷化”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Geertz)和经济史学家黄宗智。

格尔茨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农业生产时发现，爪哇岛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发展，使得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从而使得该地区发展成为劳动密集型模式。所以“内卷化”最初也被翻译为“过密化”。

黄宗智则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时指出，明清以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农民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却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按照黄教授的说法，“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黄教授认为“内卷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家庭农场因为耕地面积过于狭小，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在劳动力边际回报已经降到极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力，以期增加小农农场总的产出；二是发展不足的经营式农场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特别顽固、难以发生质变的小农经济体系。

总之，从康德到戈登威泽、格尔茨，再到黄宗智，“内卷化”都表达了社会演化中（无论是文化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一种必然走进死胡同的没有出路的内向性发展方式，这和宝螺内卷的原始涵义是接近的。但这时候表达的“内卷”仿佛和竞争关系不大，而最近大热的“内卷”处处表达为过度竞争下的一种社会现象。二者矛盾吗？不矛盾。因为二者都是局域视角下的表象呈现，当我们把一切放大到整体的视角下，更底层的“内卷”的本质就会清晰呈现。

 （二）整体与局部的“内卷化”本质

事实上，整个宇宙的演化进程就是一个最大的“内卷化”进程。从本原存在分化出基本粒子开始，万物就单向度的从简单到复杂不断的演化，但万物都是本原存在的转化或分化产物，而本原存在是有限的存在，所以，本原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万物演化的有限性，因此，整个演化区间是个有限的衍存区间，在《物演通论》的存在论模型下，展现为有限衍存区间内的递弱代偿的衍化流程。人类社会作为最后衍的存在终会抵达作为失存临界点的演化边界。也就是说，在递弱代偿的存在性下，在存在度必然递弱，即代偿临时性有效、终极性无效的代偿本质下，存在者只能以趋于失存的演化方式维系自身的存在，即只能以存在度越来越低或存在状态越来越不稳定、存续时间越来越短、存续质量越来越少的方式完成自身的存续；一如每个人只能向死而生，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就是理解了天道以后，遵循天道，最大程度的活好、活够自己的一生，实现寿终正寝而不是夭折或暴病而亡。也就是说，作为最后衍的存在，人类社会的社会化进程也是一个内卷的死胡同，终点就是存在度趋近于零的失存状态。而竞争尤其是科技竞争直接加速这个进程。所以，当下的人类不需要递弱代偿的理性说明就能深切地感受到竞争压力下生存的焦虑和艰难（如现代人在生存压力下生育的意愿越来越低），感受到人类社会的重重危机与动荡，如新冠与人类的博弈、塑料微粒的污染、人工智能的发展等都是人类面临的巨大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现有的主流的竞争文化与人类当下愈发动荡的生存结构已经不匹配了，人类整体的求存需要能统一全球思想、利于整体协作的新文化。也正是因为人们的生存压力已达极限，“躺平”才会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日益普遍化，以致于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总之，宇宙演化，从代偿的现象层面看，仿佛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正反馈进程下的无限外卷，但从存在度递弱的本质上看，是从存在度最高、代偿度最低的本原状态衰变到存在度最低、代偿度最高的失存临界状态的正反馈进程下的有限内卷，由以形成在整个演化区间内的存在度分布，即所有物类在有限衍存区间的时空分布，它是所有具体存在演绎成住坏空的最底层根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遵循的最底层逻辑。

当然，在最大的尺度上探讨问题不利于细节的展开，不同层级的发展中有具体而不同的“内卷化”表象。唯有针对具体对象展开说明，才有细节上的解读和应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关于“内卷化”的本质我们只放在人类社会的演化阶段来讨论，因为人们关注的还是社会层面“内卷化”的本质和应对。当然，有了整体视角以后再降格到局部，与没有整体视角直接看局部，有着认知上的巨大区别，前者必然保持局部和整体在认知上的统一性，揭示的自然律是一致的，后者很可能因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无法统一表象上的矛盾，也就是无法说清人类社会阶段“内卷化”的本质。

须知，任何存在包括社会存在都是结构存在，都是一个相对平衡或相对稳定的存在，要维系自身的稳定和存续就需要维系住系统的整体平衡。通俗的说，社会系统下的“内卷”就是指社会分化到一定的程度，因为资源的限制，各层级结构以及各结构内部之间的耦合变得越来越困难，到达了系统的最佳平衡点以后也难以长时间维系，于是，极有可能在偏离这个最佳平衡点以后离这个最佳平衡点越来越远，如果无力改变这种越来越失衡的系统状态，明确的结果就是系统的崩溃。除非系统成功纠偏（一般指社会改革成功而得以续命），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盛极而衰的那个转折点就是平衡开始破缺、隐形问题开始显化的内卷起始点。它落实在文化上，是文化遮蔽下的模式固化的发展，使得文化的发展跟不上当下生存结构的变化；它落实在经济上，是社会结构化必然带来的贫富分化在程度上超越了系统平衡的需要，开始动摇社会的稳定；它落实在政治上，是统治者的意志不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意志，不再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或其政治统御力已经无法维护系统内所有人的整体利益、无法实现社会的整体求存，面对社会系统的破溃已经无力纠偏。

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本身就是同一社会存在的不同角度，且相互影响，所以，社会内卷的问题必然在整体上同时表达为政治、经济、文化间的耦合状态的显性恶化。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民，做过乞丐，深知农民的艰难，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做到了最彻底的均贫富，等于整个社会所有人重新洗牌、重新来过。刚开始，农民的生存境况应该是得到了改善的，但几代以后，哪怕传统文化重农抑商，贫富分化依旧剧烈。商人、地主越来越有钱，以致于明朝万历年间商业发达，但皇权斗不过各利益集团，收不到商业税，无法维护地方上的水利工程，导致水患严重，农民破产，无力赈灾，恶性循环下农民只能造反求存，明朝也最终亡于军队没有钱，没法训练以抵抗农民起义以及外敌侵略。表面上这是经济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政治上皇权不足无力调配资源的问题，更是文化上因为遮蔽拓展不出工业化需要的精密逻辑之故，无法提升生产力以缓解经济问题。

如果非要在细碎的现象层面说“内卷”，“内卷”作为点状现象无处不在，如表达为囚徒困境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员工之间的竞争等，如表达为马尔萨斯陷阱的农业文明的文化遮蔽等，如表达为帝国主义必须扩张下的贫富分化矛盾（即生产力和消费力间的矛盾）等。但所有的点都是社会整体下的点，都是社会整体耦合问题显化出的一部分。万维钢老师直接把囚徒困境、马尔萨斯陷阱和帝国主义扩张论视为“内卷”，其实就是直接把现象当着结论，并没有真正说清楚内卷的本质。因为无论囚徒困境还是马尔萨斯陷阱落实在社会层面，都是特定条件下如何达成社会内部的最佳耦合的问题，耦合不好就会快速出现各种问题包括贫富分化问题，引发系统危机。系统崩溃常常不是因为资源真的不够，如明朝灭亡时地主、富商手里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只是皇权无力调动，不能有效赈灾导致农民起义，不能训练军队保家卫国。当今也一样，资源危机并不是因为资源真的不够用，而是资本逻辑或商业思维下，剩余商品、临期或过期商品宁肯浪费也不能免费供给真正需要的人；一次性消费的理念、激发消费的文化更是在浪费大量资源。至于帝国主义扩张只不过把社会结构的耦合问题拓展为全球范围内的耦合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领悟到人类社会最佳的内部耦合必然也是与自然的最佳耦合，因为人类社会内部结构化的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和自然的有效依存。须知，正因为随着存在度的降低，人类直接与自然依存已经不可能（只有采猎和游牧文明是直接与自然依存），只能通过缔造人造物（即生产）来间接的和自然实现依存，但任何生产的资源消耗归根到底都是对大自然的消耗。

另外，万维钢老师的结论“内卷是低水平的复杂化”也完全没有切准“内卷”的脉搏，只是对部分的特定层级的内卷现象的归纳总结。须知，高水平的科学不断分化或复杂化，以致于许多科学理论全是思想实验，无法完成低端逻辑验证，纯数学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式不知代表何种意义，即科学的代偿有效性在逼近于零，这是不折不扣的“内卷”，只不过局限于科学视野的万维钢老师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精雕细琢的复杂和结构的复杂是完全不同的内涵，如国学无论如何精雕细琢，都是结构相对简单的前神学文化；而后衍的科学哪怕只存在了几百年，其分化度或结构度都远超国学。所以，用哥特式建筑类比举例的复杂，和我们日常说的结构复杂（即更高级或代偿程度更高的生物乃至生物社会）全然不是一回事。

一言以蔽之，在人类社会阶段，“内卷”的本质是在社会结构化的正反馈进程中，因为特定资源的限制，必然引发结构本身的内生性问题（即存在度越来越低的问题），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恶化或平衡破缺，它表象为依存资源不足引发的种内竞争，以及竞争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与资源需要增加的矛盾激化下的社会现象，它是旧的结构趋于破溃而新的结构无以建立时的社会结构内部之间越来越难以有效匹配（或耦合）的社会结构代偿愈发失匹配的危化态势和社会表象。而“躺平”的本质是在由社会内部竞争导致的社会结构代偿失匹配程度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放弃自身的社会性、放弃竞争，以谋求身心的修整或以最疏离的态度重新定位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梳离本身就是缓解社会危机、处理社会紧张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即在一定程度上试着解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

通常而言，在既定资源的条件限制下，只有倡导和谐与协作的非竞争文化才可能相对长久的维系其既有的社会结构，如中国重农抑商、倡导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完全就源于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土地能提供的生存资源是有限的，而商业的利润十倍于农业，所以只能通过文化的导向限制商业的发展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生存。竞争文化只会加剧社会的结构化进程，导致“内卷”与“躺平”现象更快的发生。总之，“内卷”与“躺平”绝不是当代独有的新的社会现象，而是古往今来都有的历史现象的重演。当然，重演的现象因为属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其具体展现肯定也有所不同。

    (三）“内卷”的前世今生

从人类文明的演化史来看，人类最早的主体文明是采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只是这时候的补充。根据“线粒体夏娃学说”，现代智人都源于十四万年前非洲某一位女性。现代智人从非洲弥散到全球的过程，就是该文明阶段的人类的迁徙过程。所谓迁徙，是指上古先民本来固定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区域生存，随着人口的繁衍，当地的资源不足，于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向前挪动数十公里，最多上百公里后又定居下来，直到人口再度扩张到有限的资源逼迫着一部分人再度通过移动百十公理拓展生存空间。这样一个人类早期为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而一步步缓慢地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过程就叫作迁徙。而被迫迁徙的人总是那些原有地盘上的竞争失败者。这时候，竞争失败者尚有退路，有往外拓展的生存空间，而原来地盘的人也不会追赶失败者，因为他们的竞争目的就是占有原有地盘的全部资源而已。毕竟，放弃已有生存资源而投入另一片陌生之地另起炉灶总是逼不得已而为之，有时候山高路险，也不是容易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虽然有竞争，但绝不会有内卷的情况发生，因为树挪死、人挪活，只要肯迁徙，就能找到可生存的新家园。

虽然在这时候，人类的出生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极低，所以百年间人口增长率也很有限，但慢慢经过约几万乃至十几万年，现代智人抵达了地球的各个地方。其中，通过分析现代智人的基因谱系可知：大约4万年前，现代智人中的一支从两河地区向东行进，穿过天山山脉北麓和阿尔泰山脉南麓（即欧亚大陆桥），非常艰难的进入东亚地区，也就是进入了中国。东亚中国由此形成了整体上的封闭性和欧亚大陆通道，成为既封闭又有开放性通道的历史空间，并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和文化。

放眼整个世界，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在于它相对封闭的地理地貌，这种封闭成全了它最典型的农业文明文化素质。而其他很多文明，虽然都走过农业文明，但都不够典型或纯粹。这有点象当今以美国为首的主流文化是最典型和纯粹的商业文明的文化，所以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是矛盾或对立的。但越是典型或纯粹的文明越具有自身难以突破的文化遮蔽性，这也是旧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始终无法跨入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今美国很难解决自身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是不同层级上的“内卷化”，区别是，前者因为无法突破自身的认知限制，无法实现智质分化的跃迁（即分科），从而无法进入工业化的社会大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人口增长至极限，面对马尔萨斯陷阱，必然在内卷中走向衰落和崩溃，重复上演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故事；而后者在分化的认知中离理解整体的世界越来越远，当它放弃了工业而以金融立国时，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坚实的生存基础和安全底线，收割世界固然可获取暴利，但越是后衍的新兴行业越动荡，金融获取瞬间暴利的代偿优势时，同时蕴含着瞬间崩溃的漏洞和危险，于是，作为最飘摇而动荡的最后衍的社会结构，美国的先行崩溃几乎成了难以扭转的事实，新冠病毒的历史事件只是加剧了这一进程。更糟糕的是，在现有的竞争格局下，整个世界秩序必须重建，尤其是统一全球的新思想的重建，否则在人类即将面对的越来越多的系统危机面前，人类若不能赢得整体求存的机会，就很有可能在持续的竞争格局中快速耗尽人类的存在度，逼近失存临界点，甚至在系统危机的爆发中直接消亡。

可见，内卷于中国没有分化素质的低分化传统文化，带来的是马克思描述中国分分合合几千年时所说的停滞社会。在这期间，主流的儒学从孔儒发展为孟儒、荀儒（即孟子和荀子的儒学），再发展为董儒（即董仲舒的儒学），还有后来的朱儒（即朱熹的儒学），但相对于哲科的分化体系，儒学的缓慢发展约等于停滞。所以，无论宋代、明代的经济在商业上如何显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为文化无法突破自身实现层级跃迁的智质分化，加上政治上也没有民主的自觉，即政治、文化和经济难以耦合出资本主义要求的素质，很难自发进入资本主义。它在根本上表达的是前神学文化代偿的超稳定性。

这颇似西方在中世纪时内卷于神学，带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但事实上，黑暗中世纪表达的是神学文化代偿的稳定性，神学的发展和儒学一样缓慢，以致于到最后已经开始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这样荒唐的问题，但因为有了牛顿、毕达哥拉斯这样非主流的人用理性而不是信仰研究神学，加上黑死病击垮了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马丁路德借此开启宗教改革，哲科文化便从神学中生长出来了，最后脱离了神学。于是，工业时代这几百年，内卷于哲科文化的人类社会通过蓝色文明靠实力参与全球化资源掠夺的竞争，以致于急速消耗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气数，几乎耗尽了三十八亿年才形成的生态资源，以致于当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全面系统危机，这是具备超分化素质的哲科文化代偿极不稳定的直接表达。现今作为主流的进步论文化如果不能突破自身的遮蔽，将直接把人类社会导入末途。

好在《物演通论》作为哲学著作，没有沿着西方哲学分化的路径进入现代哲学越来越肤浅的状态，而是继承了东方的整体性思维，追本溯源，耦合了当代的科学信息量，整体的说明了这个世界，缔造了更精致的天人合一的逻辑模型，并通过对人类感知（包括感性、知性、理性）的全面的反思，说明了理性的武断层级最多、含真量最低，人类沿着理性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如当下的许多逻辑模型包括平行宇宙等已经无法进行低端逻辑验证，也就丧失了维护人类求存的功用。所以，《物演通论》是人类下一期新文明的宇宙观模型，整体思维方式是人类下一期文明应有的思维方式，否则人类的路就走到头了。

总之，保守的文化（如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的神学）的内卷最多缔造人类文明的停滞不前，这时候人类社会的内部竞争，哪怕有动不动就屠城的暴君，也不会导致人类这个物种倾覆；而激进的竞争文化、创新文化的内卷直接消耗人类的生存气数，直到危机全面显化，这时候人类社会的内部竞争，无论是核武器、基因武器、人工智能武器还是生化武器导致的瘟疫，都有灭绝人类这个物种的可能。

另外，保守与激进、和谐与竞争都是相对而言的，代表的只是有差异化的双方，如儒学的建构功能和哲科文化的建构功能相比，自然是保守的，而相对于道家的解构功能，却显得更积极。所以，倡导和谐的文化理念中并非完全没有竞争，否则就没有贫富分化和战争了，如中国兵法的盛行、厚黑学成为流行，都是其竞争一面的表达；倡导竞争的文化中也有相对保守和激进的区分，如美国的政党也有的民主党和保守党之分。在《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五十一：从中美竞争看人类的未来》中我们也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竞争史，也是一部分化耦合的协作史。所以，竞争与协作是贯彻人类文明始终的，但不同生存结构下的主流文化却因为生存环境的特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侧重。相对于西方的文化，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竞争文化，但在人类社会分化的进程中，除了原始社会相对平等，后衍的社会必然越来越不平等，一如体质分化的结果是占体重1—2%的中枢神经器官却享有20%左右的血循环供氧量。所以，农业文明下是社会结构也有贫富分化现象，同时，自然而然的社会化分工会让商业、手工业越来越发达，也必然引发竞争。当然，农业文明阶段的竞争和贫富分化远无法和商业文明相比，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力与消费力间的矛盾注定越来越严重，社会的稳定性也愈发糟糕。

可见，马尔萨斯陷阱表达的是特定的农业文明阶段，人口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内卷表达的是社会结构本身的破缺性问题（其深层其实就是存在度递弱、稳定性递失的问题），即贫富分化的必然性问题，亦即结构化消耗增加和资源限制之间无法消解的矛盾。通俗的说，就是做大蛋糕的速度赶不上贫富分化的速度，且蛋糕的原料是有限的。所以，在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以后的商业文明，贫富分化更严重、社会更动荡、危机更深重。也就是说，社会人口越多、结构度越高，需要消耗的资源越多。而贫富分化下，资源永远是相对不足的，竞争更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竞争与有限资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正反馈进程，而贫富分化的程度一旦超过系统承受的限度，必然引发系统性危机。毕竟，中枢神经器官享有20%左右的血循环供氧量是身体在后衍阶段依靠智力求存的需要，但若血液过量涌到大脑，只怕会脑溢血，或因其他器官供血不足功能衰竭而亡。

附：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五十一：从中美竞争看人类的未来

     （四）“躺平”的历史沿袭

   从古至今，如逢乱世，智者总需避世以避祸。于是，春秋战国时，老子归隐，却有《老子》八十一章留世；庄子避世，却写出宏大的《庄子》。可见，学者“躺平”都不是休息，反而在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后更能冷静地旁观和思考，绽放出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哪怕和平年代，学者能若以某种“躺平”或“出离”的方式摆脱现存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往往更有独到之见解。王东岳老师的隐居生活方式正是成就其“独立学者”之“独立”的地方，因为但凡有特定身份的学者或文化工作者，都难免被其特定的身份所裹挟，并容易被特定认知环境下的主流认知所同化。由此可知“独立学者”何其难能可贵，唯其“独立”，才更有可能在对现有思想的反思中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

 但正如《人类的没落》中特别指出的，“严格说来，让个人疏离于社会是不成立的。一切所谓的‘边缘化行为’其实是社会高度分化的别样表现形式，甚至是个体极端残化的主观确认方式，须知个体分化或残化正是社会结构度趋于增高的基础。”所以老子、庄子、王东岳先生，本身就是作为社会的思想家——一如有机体中的大脑——而存在的社会分化的产物。除了类似鲁滨逊这样漂流到孤岛上的特例能以自然人的身份活着，其他人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人，依赖社会分工供应其衣食住行。但鲁滨逊这样的纯自然人不能繁衍，所以不能存续，也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只要开始繁衍和存续也就开始社会化了，即开始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不同角色的依存关系。

 网上把王东岳先生讲《列子﹒杨朱篇》中子产两个兄弟专注于精致生活的片段理解为躺平，其实根据王东岳老师完整的大课来看，躺平只是现象，王东岳先生只是以一种极端夸张的表述在说明杨朱的个人主义思想主张，这是当时反农业文明的意绪表达。从老子、庄子到杨朱，因为敏感到文明的前途危机，都是持反文明态度的，所以老子主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而杨朱则是以个人诉求为社会的根本诉求来表达的，以此对抗农业文明的集体主义诉求。

其实，单向度的文明进程就是自然进程，人类的社会化程度注定越来越高，虽然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危机越严重、个体生存压力越大也罢。表面上商业文明倡导的民主、自由让个体越来越宽松，实际上这只是充分调动个体才能的手段，让每个人更彻底的投入社会。所以，今天的我们，表面上自由度最高，但这只是我们从过去对人的依附（如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附、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早期工人对资本家的依附）转化为对人造物或财产的依附，故呈现为“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的良性假象，它的实质是社会分科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而且，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构成对人类整体及个体的实质性伤害，即无论个体还是整体的生存度都急剧降低，个体生存更艰难（如不得不996），整体危机更严重（如新冠问题、气候问题、生态问题等）。二者归根到底属一回事，因为“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的社会实体结构，正是通过个体精神感觉上的“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柔和化”的方式实现的，且非此不能实现。

 所以，杨朱倡导的个人主义是不匹配农业文明下的生存结构的，自然被社会无情淘汰，就算在今天商业文明的环境下得以伸长，也不可能达到杨朱追求的那种理想状态，即人人自我满足了，所有人就都幸福了。因为社会结构化导致必然的贫富分化，且社会结构度越高贫富分化越严重，所以，生存资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相对不足的，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就算满足了每个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社会的大环境下，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大多数人永远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如今天是饿不死人的，哪怕你没有收入，到饭馆去吃剩菜剩饭也能活下去，但没有手机、不能上网的你对于网络连接而成的新世界是不存在的，也就不构成对这个世界而言的任何价值和意义。

也就是说，躺平的目的是为了解构社会，杨朱的解构表达着他反文明的思想倾向，而当代人在过度竞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选择躺平，其解构表达的是社会内部压力已超过某种极限，社会整体的耦合以及具体的文化、经济、政治等都需要调整。

从某种程度上说，乱世归隐的中国式“躺平”方式对于文化的发展反而是有益的。对乱世的思考，乃至对现实的超越，都可能激发出深刻于盛世的文化。如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反而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极热情的时代，成为继百家争鸣后最富有文化自觉、艺术自觉、美学自觉的时代。魏晋社会阶层固化严重，上升空间有限，导致陶渊明、“竹林七贤”等一批文化人选择“躺平”，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反而都在这个时期达到另一个高峰。

至于历朝历代被贬的文人士大夫，若没有享受“躺平”的超然，怕只能郁郁而终。而享受“躺平”的超然，本身就是精神境界的一种提升。当人作为特定的社会角色而存在或作为社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而存在的时候，是很难超越这种角色或自我的。被迫“躺平”，反而是重新认识自我和深刻理解人之本质的契机。王阳明就是在被贬到贵州龙场，在艰难险峻的生存条件下，在甚至需要直面生死的情况下，突然悟道的。有时候，越是一无所有，越是没有羁绊，越是能达成直达本质的思考。明代杨廷和之子文人领袖杨慎也是在大礼议事件被贬以后才写下名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苏东坡也一样，如果不是被贬谪，可能无法成就其后期境界超拔的诗文。李白也一样，如果成功当官，官场上的磨砺反而会消解文学需要的真性情，中国文学史上可能就少了诗仙了。其实，愤怒出诗人，通达出诗人，诗文就是真性情的流露，寄情山水也出诗文。所以，此处之“躺平”，可能正是他山之崛起，而崛起的成就必是最契合其志趣的最本质的自我显现。

总之，如果在社会中丧失了很好的依存定位，或者没有了上升的希望和空间，不妨学学古人，或许能发现更适合自己的新的方向，或许能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无论是主动选择“躺平”，还是被逼“躺平”，只要不是真的就此消极。懈怠了，就总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于是，“躺平”不是终点，只是新的起点罢了。它不与人竞争，反而可能收获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