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与判断──之所以把知性与判断联系起来讨论，乃是由于知性之所“知”就是建立在对感性之所“感”的判断上，如果感性之所“感”业已直接成就了感应之所“应”，则知性全然无由发生。换言之，所谓“判断”，是指对“感”来的诸“多”对象或表象系统加以判别和决断，以便于“应”有所“应”，倘若“感”来的对象原本就是未分化的“一”体囫囵，则判断自然没有了可供“判别求断”的前提。【说得更明白一些：知性比感性增加了两个要素，即“分离”（分化）和“确定”（确认），对象在知性那里分化成A、B、C……，知性主体必须首先完成A＝A（同一律）的判断性确认之后方能加以反应，此乃知性区别于感性和理性的关键点。理性的继发性特征是，在知性完成了A＝A的分离性确认之后，理性主体仍然不能直接达成“应”（指与对象实现反应及依存），而是将上述确认转化为一组概念和命题，再通过一系列或简或繁的推理之后方才有望落实为“应”。由此可见，我这里所说的“知性”与康德的知性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康德混淆了知性与理性的界限，即他所谓的“知性”其实是知性与理性的混合体（人类的知性不免如此），尽管他一心想要研究“纯粹知性”。问题出在他当时不可能获悉，只有脊椎动物才是“纯粹知性”的载体或主体。】（1）

基于此，可见“知性判断”无非是自然存在从“一”到“多”的分化产物──既是作为被感应物的实存体系从一到多的分化产物（由以形成客观上的“宇宙结构”）；也是作为感应属性的虚存系统从一到多的分化产物（由以形成主观上的“感知结构”）；而且，由于二者（实存载体与虚存属性）完全是同一自然存在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同一自然存在的存在质态和存在方式，所以必然呈现出莱布尼茨所谓的“预定和谐”状态。【如果把莱布尼茨关于独立封闭的“无窗单子论”视为是他对“形而上学禁闭”的某种变相确认的话，那么，他的“预定和谐学说”无疑就是整个哲学史上对“精神禁闭”与“禁闭外互联”之间如何可能和谐一致这一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思考。这种“和谐一致”应该涉及三方面的联系：第一是“灵魂”（即精神）与“形体”（即精神载体）之间如何达成有机和谐的一体（本书卷一之主题）；第二是主体（即感知者）与客体（即被感知物）之间如何保持对应如一的关系（本书卷二之主题）；第三是“物理界”（即自然界）与“伦理界”（即社会）之间如何实现预先规定的统一（本书卷三之主题）。由于莱布尼茨的精神性“单子”直接就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所以他的“预定和谐系统”只涉及第一和第三两个方面，纵然如此，他也必须求助于超单子的上帝来干预“两具时钟”的精确运行，结果最终仍旧未能达成彻底的预定和谐（譬如可以问：上帝与它所造就的“时钟”之间的“和谐”由谁“预定”或如何“预定”？）】（2）

也就是说，知性与感性直观中的对象之间的和谐，恰恰导源于知性载体（主体）与对象载体（客体）之间的非知性的物演统一之和谐。这种“和谐”以如下方式得到贯彻：

a．知性的运作过程呈现为对感性直观中的对象在不知不觉中直接加以判断的过程，即，如果感性对象是低分化的单一的对象就无所谓“知性”，如果感性对象是高分化的复多的对象则感性立刻成为知性，所谓“高分化的复多的对象”就是前述的“辨析关系式表象”，此乃知性与感性的唯一区别。于是，“判断”不过是“应”的转化形态，亦即“（知性）判断”与“（原始）感应”重合为同一个过程。须知把感性与知性区别开来不是知性范畴内的事情，而是理性范畴内的事情，即是说，知性不自知。【所以，在逻辑学里，知性常常得不到显现，它要么被混淆于感性之中，要么被埋藏于理性之下。只有康德把它作为理智的核心对待，从而发现“知性”不过是某种“先验直观形式”，却到底未能说清“知性直观”与“感性直观”的差别。】

b．因此，判断中的推理过程（如三段论式的推理判断）其实已是理性层级的知，而不是前理性层级的知，前理性层级的知是一种直觉判断或识辨判断，而不是一种推理判断或思辨判断。所谓“直觉判断”亦可叫作“应式判断”，即在“感”的一瞬间完成了判断或在“应”的一瞬间实现了判断，是为“本能”或“行为”。【譬如，低等动物的逃生行为虽有一个对其天敌的事先判断，但这判断并不包含“天敌为什么是天敌”的推理，而且这种无推理的识辨反应正表达着知性判断的完成；其实在幼儿甚至成人的日常行为中，某些极简单的判断亦属此类，不同点仅仅在于，对动物的判断无从考问，而对成人的这类判断一经考问就可以使之上升为“事后的思维”（亦可能竟是一番无以应对的愕然），即便这思维推理并不成理也罢。】

 c．可见知性判断诚然是一个识辨或辨析的过程，却全然没有推理的必要，这就产生出一个疑问：那“识辨”的判断如何在“辨析关系式的表象”中达成？答案可以用一句话表述：此刻的“知性判断”必须借助于某种物质实存结构（如低级脑中枢）的和谐递变，才能成就它对“感性直观”的进一步整合，就像未来的“理性思维”必须借助于高级脑中枢的和谐递变才能实现其对“知性直观”的进一步整合一样。即是说，既然从感性直观者发展出知性直观者是自然演化的客观规定，则辨析表象作为直观表象的直接分化产物必然也是一种客观规定。具体地讲，“辨析表象”在形成表象之同时就已经完成了“辨析”的步骤——故亦可称为知性“识辨逻辑”，以与其后代偿的理性“思辨逻辑”相对应，因为对于处在比感性直观者更高的条件依存层级上的知性直观者来说，它的感知鲜明性或感知状态（即其“对象性”或“对象状态”）会自动发生相应的变异，即感性对象的鲜明性会随感知者存在位相的移动而另行分布。（参阅第八十六章）

 d．所以，不同的知性载体（即不同的生物物种），自有不同的知性状态或“所知内涵”，尽管它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也所以，在后来高度分化的人类知性中，世界直接地──即不加思考地──呈现出“范围”的差别和“范畴”的差别。换句话说，在人类的直觉中，世界就存在着横向的类别（即“范围”）和纵向的差异（即“范畴”），正是这种种“异趣”构成了“理性”的用武之地。【所谓“横向的类别”是指物的空间分布状态；所谓“纵向的差异”是指物的时间分布状态；从这一点上讲，应该承认康德是第一个将范畴联系在时间轴上的思想家，但康德的时间是一个空洞的延续（这与康德的绝对时空观有关），而我所说的时间却直接代表物存质态的演动内涵或衍续函量。可见，哲学上所谓的“范畴”虽然是抽象的产物，却绝不是理性抽象的产物，理性抽象的产物是范畴的结构关系，而不是范畴本身。对范畴的结构关系加以图解，就形成了理性的“理想模型式”表象。显然，全部的问题在于对“抽象”一词怎样理解，如前所述（第八十九章），抽象是属性感应或属性耦合的统一方式，即，不是在哪一个感知层级上才能抽象的问题，而是在哪一个分化层级上如何抽象的问题──同样是抽象，在感性层级就抽象出广义的“现象”；在知性层级就抽象出现象的“差别”；而在理性层级则抽象出差别的“构成”；如此而已。再者，请读者特别留意：正是由于抽象过程（也就是“认识过程”）的纵向演动，以及意识深层对纵向演动的体察和迷惑，才使有关“范畴”的概念得以形成，这一点可以从哲学史上已被引出的各个双项式范畴中一一验证，鉴于所涉太繁，兹不赘述。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仅举“必然性与偶然性”一例示之：必然性是指物质趋于指数分化的注定走势，偶然性是指任一分化者与其他分化物发生随机耦合或点式依存之几率递减的当下状态，二者之间非但不矛盾，反而恰恰是一脉涵融的，即“偶然（性）状态”正是“必然（性）进程”处在贯彻途中的位相指标，亦即越后衍的依存者之间邂逅相依的概率越小（呈现为偶然态），越前衍的依存者之间实现碰合的概率越大（呈现为非偶然态）。这里表达着某种连续递进的单向分化量增动势，其间绝没有跳跃两端或双向图解的辩证余地。】（3）

以往有关“知性”的问题多是由于如下缘故才弄成麻烦：人类总想独占知性的体面和优越，却不知知性正是人类的一种动物源性禀赋，结果，当我们把“动物的知性”称为“本能”（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称其为“特种本能”），而又把“人类的本能”叫作“知性”时，我们自己就此已将“知性”的含义抽空成“无知”的含义了。所以，在哲学史上，“直觉”──它就是“知性”并被正确地命义为“理智直观”──虽然一直受到许多哲人莫名其妙地垂青，却从来没有人能够讲清“理智”如何可能“直观”，结果不免造成“理智的内讧”：从古罗马的普罗提诺和中世纪前夜的奥古斯丁借以“证明”神的存在──可是直觉本身尚待证明；到唯理论者笛卡尔借以建立其推理的“起点”──却说不清这起点到底是“理”的起点还是“非理”的终点；再到斯宾诺莎将其视为高于推理并使心灵获得“最高满足”的“真观念”──然则还要那反而可能导出假观念的思维推理何用；乃至二十世纪初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天真地发出抛弃理智的呼吁──不过这呼吁正是那无法被抛弃的理智自己在呼吁。（4）

其实，对“直觉”的体验和怀旧，正表达出从更易发生错乱的理性层次上反观知性层次的鲜明性所引发的某种不自觉的感应失落，但这并不表示直觉可以成为“心灵的最高满足”，而恰恰是自然感应属性（至此已可以称为“心灵”）愈来愈不能满足的标志。（5）

注释：

（1）感性是对单一对象的“感”，一旦对象复多化，则上升为知性。对主体而言，一旦依存对象从单一对象分化为复多对象，就意味着主体的感应属性代偿增益至知性了。显然，知性比感性多了“分离”（即分化）和“确定”（即确认）两个要素。一个囫囵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整体就是一个单一的对象，一旦分化出具体的内容，就有了对内容的区分和判断。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依存对象的判断一定是基于整体的，即“多种选一”的知性，首先需要有对“多”的整体性依存对象的感知，否则也无所谓“选”了。

判断就是同一律下A=A的确认。而理性是多层级的归纳、演绎，即通过知性归纳分类总结为新概念，在新概念的基础上归纳、演绎，最后达成简一律的简洁模型表象，即A系=A理。

简单地说，感性是A=A的直接确认（不需要判断），即主体直接依存唯一的对象；知性是从感性所得的诸多对象A、B、C、D、E等中找出A，然后完成A=A的确认，这个从多中找一的确认过程（先分离后确认）就是判断。而理性是知性判断后仍无以为应，还需要继续推理的过程。

康德表述的知性是人类的后天知性或混合知性，包含了后天理性的沉淀。只有感知能力尚未分化出理性的脊椎动物的知性才是纯粹知性。

（2）自然存在从“一”到“多”的分化衍存过程中，一方面是实体结构的分化代偿进程，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实体结构（即实存）的感应属性的分化代偿进程。这两方面共同构成自然衍存的序列，即两方面是同一物演过程的一体两面。如一方面人的肉身是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中级生物、高级生物分化代偿的结果，一方面人的感知属性是粒子、原子、分子等理化感应到细胞的趋性、扁形动物的视觉、脊椎动物的五官、灵长目动物的理性这样一步步从感应膨胀为感知的过程，而人的进化过程中肉身（即实体结构或体质）和属性（即虚体感应属性或精神）是同时进化的。自然而然的，这一过程的两方面肯定是一体和谐的。

莱布尼茨并没有意识到人类精神的由来是自然衍存中感应属性增益的结果，而是把世界视为形而上学禁闭下一元化的精神存在，故他的“预定和谐”是“不同质的单子之间”以及“不同层次的知觉之间”如何和谐的问题（见第四版《物演通论》475页），虽然这里初步有了广义逻辑自洽的雏形，却因为对精神衍存的统一性和存在性缺乏理解，始终还是说不清广义逻辑如何和谐以及和谐的原因，因此最终也无法说清精神载体和精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何能和谐统一。

事实上，回顾第三十章，只要理解了一元存在性的自性滚动如何完成了整个物质衍存进程，就明白这个过程如何达成了“预定和谐”。这里的“预定和谐”包括三方面的和谐：

（a）精神与精神载体预定和谐，这是卷一着重论述的内容。这里的精神是精神载体的感应属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和谐。事实上，感应属性的分化与其载体的分化是同一自然存在的物演进程，归根到底是一回事。

（b）主体的精神存在（即“知”）与客观世界（即“在”）预定和谐，这是卷二着重论述的内容。因为后衍主体感知中的对象（即横向感知中被扭曲后的客体）正是在自然分化进程中缔造了自身的前衍存在，也就是说，感知主体与感知对象（或客体）为同一衍存序列中的客体体系中的一员，共同遵循统一的衍存律，即递弱代偿的原理和代偿（包括感应属性代偿）遵循的简约原理。所以，虽然主体的感知扭曲了客观世界，但其扭曲的方式遵循自然统一的规定，故其感知结果（即精神存在，即“知”）与客观世界（即自然存在，即“在”）是预定和谐的。

（c）“物理界”（即自然界）与“伦理界”（即社会）预定和谐，这是卷三着重论述的内容。因为所谓“物理界”不过是整个物演序列中的前衍阶段，无机物（即物理界或自然界）进一步递弱代偿出有机物，有机物进一步递弱代偿出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生物社会乃至人类社会，这是一个不间断的物演进程。换个角度看，一切存在都是结构存在，如粒子有粒子结构（夸克是强子结构中的东西，实验中无法打出自由夸克）、原子有原子结构（质子、中子、电子构成原子）、分子有分子结构（通过化学键即电子层能量云的分布构成分子结构），分子继续分化叠加就有了细胞结构，细胞分化构合形成有机体结构，机体残化构合形成社会结构。这一脉相承的衍存关系说明社会结构也是自然结构，人类社会也不过是最后衍的社会结构存在，是宇宙物质结构化进程的终末代偿形态。总之，广义的自然存在是囊括了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物演进程中的所有存在；故，物理界和伦理界，或者说自然界和社会界，本质上都是本原存在的分化物，是递弱代偿存在性下的衍存者，统一于同一物演进程，其差别只是衍存位相和存在度的差别，自然预定和谐。

（3）也就是说，我们感知中对象之间的和谐（即广义逻辑融洽），如知性直观和感性直观之间的和谐，源于感知主体与对象（即客体）之间的纵向衍存关系（而非横向感知关系）的统一性，二者同是递弱代偿存在性下同一衍存流程中的衍存者，其“和谐”方式具体如下：

a、感性直观与知性直观的区别。

依存环境中，感性直观对象单一即感性，感性直观对象复多时即转为知性，感性直观也转化为知性直观。这种从感性直观到知性直观的自动转化就是后面“d”谈到的“范畴”的自动处理或判断，故“范畴”就是对象为多时遵循知性先验规定而对对象做的自动处理，即“范畴”是知性判断的先验禀赋。知性判断和感性直观是同一过程，区别只在于对象复多时为知性，对象单一时是感性。知性的判断是不知不觉的，即知性不自知。反思知性是理性的事。这种“不知不觉”就是范畴的“先验性”。所以，感性直观和知性直观的差别全在于从对象单一到对象复多的情况下由“范畴”自动过度形成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构成感性直观表象和知性辨析关系式表象的差别。而对知性判断的反思，构成理性对范畴序列及其关系的认识与陈述，知性辨析关系式表象也由此升级为理性模型表象（d会具体阐述）。

因为人类的知性是包含了理性沉淀的混合知性，所以既往的逻辑学中，知性要么被混淆在感性中，要么被埋藏在理性下。康德发现了知性直观的先验性，却无法区分感性直观和知性直观，乃至理性直观。理性直观就是理性模型表象被主体确认以后从显意识沉淀为潜意识时，靠潜意识据此模型表象本能判断的状态。

b、知性判断是直觉判断。

知性判断是本能的直觉判断（亦即识辨判断、应式判断）。推理判断（亦即思辨判断），如三段论的推理，已经属于理性。纯粹知性是动物性的先天知性，而人类的知性是混合了理性沉淀的后天知性，受后天固有思想和经验意识的影响。“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是感知经验对知性判断的影响；“在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来，所有的东西都会是钉子”是比喻在既定理性思维影响下的知性判断总是一致的偏激，表达着理性对知性的影响。故，一个人的自我塑形（即知性本能下的自我），一方面和感性经历有关，一方面和理性认知有关。所以，从小生活在有爱的环境中的孩子心理会更健康，更有爱心；而一个原本心底善良的人，如果身处恶劣、凶险的生存环境，也会本能的冷漠与自私。再比如一谈到中医，许多人会本能的地反对或者维护，而这种本能的反应就是基于每个人不同的理性认知，这也是后天的知性判断。但若多问别人和自己一句为什么，知性判断就转化为理性推理了。这提示我们每个人在交流中要学会放下既定认知，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补充自己不知道的新知，而不是本能反应，才更利于自身的成长。

换句话说，人的知性即“直觉”，是经验意识与固有思想的触发，即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构成它的双向来源，所以，它的短处在于“感性经验”（即经验归纳）的不能证明只能证伪性和“思想固有”（即思维遮蔽）的盲存性。

c、知性判断以低级脑中枢等一系列必需的物质结构为基础。

正是作为精神载体即实体结构的和谐递变，达成了精神存在或感知结构的和谐递变（即广义逻辑融洽）。故，理性思维的发展也离不开高级脑中枢的和谐递变。所有感应属性归根到底都是实体存在的功能属性而已。从感性直观到知性直观，从知性直观的辨析表象到理性模型表象，都只是感应属性代偿增益的体现。随着感应层级的分化衍生，后衍的感知主体会对最切近的依存条件保持最大的鲜明性。所以，同样是直观，知性直观能本能选择出自己当下最需要的（即最切近的）依存条件，而感性直观无需选择直接达成依存。理性直观则是靠沉淀为潜意识的理性模型表象本能选择自己当下最需要的（即最切近的）的依存条件。

复习八十六章可知，不同衍存位相上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对象性是不同的，存在着依存条件体系的差异、依存紧迫程度的差异，所以，在简约原理下，对不同感知对象的鲜明性是不同的。

d、知性“范畴”与“范围”的差异。

世界本是一个整体，每个分化物因为自身衍存位相的不同、对不同依存条件需求层级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对象性和感知鲜明性。如简约原理下，采猎为生的原始人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性能力一定比文明化以后的现代人要强，因为感觉的敏感性常常决定着他们的生死，而现代人从小学习知识，理性能力会更强，这本身也是现代生活的竞争中更被依赖的部分。

理性是处理知性的。在人类的知性中，为了区分其他分化物以达成不同层级的依存，会把整体的世界处理成“范围”和“范畴”上的差异。“范围”表达着对横向空间的感知差异，即物类的差异或物的空间分布状态，实质上就是物的空间关系；“范畴”表达着对纵向时间的感知差异，即物的时间分布状态，实质上就是物的时间关系。而万物与空间、时间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正确理解万物，需要正确理解空间和时间。既往哲学的认知是绝对时空观下的认知，且着力于万物横向空间上的差异或关系，而忽略了万物纵向时间上的差异或关系，所以一直割裂了“知”与“在”、空间与时间，最后既丢失了“在”，又说不清“知”何以存在，导致“知”与“在”的双双迷失，以致于主流上都陷入不可知论。王东岳先生之所以能解决既往哲学的一系列问题，正是在于深刻理解了万物在纵向范畴上的差异，并把物与时空整合成一元的整体（物的存在度的差异就是万物在有限衍存区间的时空分布的差异），才有了全新的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及其模型下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社会哲学体系。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就是一个全新的宇宙观或时空观。这与康德的绝对时空观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时空是一个整体，区分时空只是认知的需要。时空物是一个整体，把时空抽象为物的展现平台，是绝对时空观下的认知错误。所以，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把时、空、物耦合成一个整体（即一元的存在性）是解决既往诸多哲学问题，包括双向式范畴概念中的迷惑的关键。

在新的精神哲学体系下，王东岳先生第一次说清了感性、知性、理性在纵向上随着物演分化而逐步派生的层级关系：感性直观缔造现象；知性则判断出现象的差别（包括“范围”的差别和“范畴”的差别，“范畴”作为知性判断的先验禀赋，为将来具有理性的后衍主体建构立体的世界模型表象奠定基础），缔造知性辨析表象，当然，这种现象差别本身就是现象间关系的表达；理性则通过现象的差别推导出差别的关系构成，缔造理性模型表象，这是层级更为复杂的万物之间的整体性综合关系的表达。

 事实上，无论是感性逻辑下的直观现象，还是知性逻辑下的辨析表象，还有理性逻辑下的模型表象，都是感知层层抽象或分化耦合的结果，关键在于耦合后的整体性表达才是对象的本质，这对于理想模型表象尤其重要，因为感性逻辑和知性逻辑天然就是整体性的感知，不存在丧失整体性的问题，只有理性逻辑，容易在概念的抽象中、在逻辑关系的推导中丧失非逻辑关系的整体。

这种纵向的层级衍生关系，是“范畴”概念得以衍生的基础；但对于纵向衍动体察的不足，又造成了对既往哲学上双向式范畴关系的迷惑。如“自在”与“自为”、“必然性”与“偶然性”，在横向上是完全对立的，但在纵向上是统一的，是“元一的自丰性概念”。“自在”是原始的存在度较高、代偿度较低的存在者如无机物无为情状的表达，“自为”是对后衍存在度较低、代偿度较高的存在如动物能动性的表达，二者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存在者衍存位相或存在度的差异。“必然性”与“偶然性”也一样。“必然性”是前衍存在度高的分化物因分化程度低而彼此达成依存的概率更大的表达。“偶然性”是后衍存在度低的分化物因分化程度高而彼此达成依存的概率越来越小的表达。二者归根到底也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存在者衍存位相或存在度的差异的表达。所以，“自在”与“自为”归根到底是一回事，越后衍的存在者自为程度越高，而自为的代偿才能达成存在者递弱状态下的依存实现，即“自在”或“在”的实现。“必然性”与“偶然性”归根到底也是一回事，越后衍的存在者其横向的依存实现越偶然，但正是所有的横向的偶然汇集成了纵向的必然。如择偶问题，我们每个人在横向的选择上好像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度与可能性，即偶然性越来越高；但在纵向上我们可依存、可选择的异性都是被这个智质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异性，要达成灵魂上的匹配越来越难。而且，正因为各自的存在度越来越低，依存的条件越来越多，对择偶的基本条件也越来越多，如过去没有房子、车子的条件，现在很多人却因为买不起房而推迟结婚或不结婚。所有这些，都在纵向上汇集成特定存在度下（即特定社会结构下）择偶的越来越难。所以，当下婚恋的困难背后是个体无法改变的社会结构性的力量，即特定存在度下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双向式范畴的理解大家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同样解读。

由此可以看出，武断与割裂是一切感知的基本特点，否则无法将作为整体的存在或连续变化的分化物予以区分，也无法实现识辨和思辨。也就是说，正如“自在”与“自为”、“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元一而连续的存在性的武断和割裂，人类感性、知性、理性的整个感知过程，都离不开这种割裂和武断。这是一切认知的基础。因为无论感性、知性、理性，为了高效求存的代偿有效性，都遵循简约原理（这是导致武断的原因），也唯有实现简约原理下代偿的有效性，才会被自然选择下存留。

我们可以来看看感知武断的基因基础：按照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视觉标准，绿和橙波长极其接近，本来就是同一种颜色，但对人类的前体存在即生活在丛林中的猿人而言，如不能区分绿色和橙色，就不能在果实成熟的时候，从绿色的丛林中辨别出果实从而实现与果实的依存。所以，绿色和橙色是人类乃至其生活在丛林中的前体存在搅乱标准、硬要区分的结果，完全是基于求存的主观界定。从基因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视红和视绿基因是同一条基因变异出来的，它俩的实际差别很小，光谱峰值离得很近，这就导致了人眼对600nm-535nm这一段波长的变化“过于敏感”，说白了，橙和绿本来没那么大的差异，是猿人和人在采集水果的依存需要中由视觉系统将其夸大化了。如果不夸大，就不能在一片绿色的森林海洋中区分出赖以生存的成熟的水果。唯有能把二者夸大的基因突变才得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也就是说，自然对基因突变的选择基于求存而非求真。整个感知体系也都只为求存而代偿，而不是为了求真。

在前面学习广义逻辑融洽时我们知道，感性、知性、理性作为广义逻辑是相互影响、一体贯通的，所以，王东岳先生虽然把广义逻辑划分为理化感应逻辑、感性逻辑、知性逻辑、理性逻辑，但又特别在八十九章的感知结构中指出“自然界没有飞跃”，所以，严格地说，任何划分都是不成立，都是武断，划分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所以，王东岳先生会在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的读者、听众对逻辑做不同的划分，甚至做不同的或通俗或学术的表达：如把既往的逻辑归为狭义逻辑，把主体的整个感应属性扩充为广义逻辑；如把广义逻辑或意识在书中分为无意识、潜意识、显意识，但在讲座中又更细地分为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上意识和思想意识；如有时候又再把思想意识细分为粗疏逻辑（包括辩证逻辑和低端理性）和精密逻辑（高端理性）。总之，大家需要理解的是作者从不同的划分中想表达的何以如此划分的目的以及不同划分后面概念内涵的细微差别，从而把握整体，不把任何概念从这个整体中完全割裂。也就是说，概念后面的内涵比概念本身更重要，这是佛陀的掌上叶与树上叶的区别。

（4）因为既往哲学没有广义逻辑的概念，不明白人类混合知性与动物纯粹知性的不同，即动物本能和人类本能的不同，这导致了人类对于知性的一系列混乱的认知。比如，非逻辑的直觉、灵感、顿悟等等都是混合知性的表达，但既往哲学史中却把直觉称之为“理智直观”，但终究未能说清这个“理智直观”是如何“直观”的。佛家、道家讲修行，讲“体证”，这个“体证”其实就是直觉、就是知性。所以，佛家的“闻、思、修”不可分割，没有前面的“闻与思”（即佛学理论的学习和理性确信后沉淀为知性本能），是“体证”不出来的。道家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是先有“为学日益”，才能“为道日损”，否则无知如初生婴儿的大脑中的一片空白，还有啥可损的。所谓“损”，无非简约原理下的逻辑整顿罢了，这是无论显意识还是潜意识都一直在做的事。所以，佛家、道家讲“体证”和柏格森讲“直觉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自身在呐喊着抛弃理智。君不见，庄子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但庄子本人其实“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语）；老子也是遍览当时所有群书后才提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提出“为道日损”、提出致虚守静以观复归根；佛陀也是几乎学尽当时所有知识而后才讲空、讲“体悟”。也就是说，所有对理性的排斥如果理解足够深刻的话，都是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的，包括《物演通论》卷二也是对整个广义逻辑的最全面最彻底的反思，在理性反思上也比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彻底多了，但这一切都是靠理性本身来完成的。只有理性能反思，无论是对感性、知性，还是理性的反思。王东岳先生在《物演通论﹒序言》中指出：原来某种“真理”的来由并不全出于逻辑的推导，反而是先存了一点“明白”才需要借用逻辑推理把它铺张开来，以取信于人。这个存了一点“明白”的非逻辑的灵感或者说顿悟也是理性沉淀为知性后的直觉。也就是说，灵感、顿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勤于思考的你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否则，为什么苹果砸过无数人，只有牛顿被砸出了灵感？！

当然，“直觉”或“灵感”本身也说明了理性一旦沉淀为潜意识后，知性的潜意识处理是非逻辑（即非精密逻辑）的，是整体性的综合处理。所以，基于整体性的角度，某些“直觉”有时候比理性有着更深刻的洞察，因为某些知性建立起来的范畴关系，完全是基于对象整体结构关系的比较，而这种非精密逻辑的比较更符合纵向衍存关系而非精密逻辑推理下的逻辑关系；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不同层级的对象常常具有同构性，虽然万物代偿的底层逻辑是统一的，但具体代偿层级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层级下直接代偿规定的不同或具体的层级规律的不同，这时候对不同层级对象的简单类比常常并不与对象之间真正的关系相耦合。中医是深刻与肤浅皆源于此。

总之，因为层次越低的感知越稳定，而且代偿效力更大，所以，当我们处于理性的不稳定状态而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会重新回到知性上来，用本能去解决问题。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常说要“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这个“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就是你的知性本能，就是你感性经验和理性认知的集中表达，所以，真实的你全然是被你的感性经历和思想认知所塑造的。

（5）从混乱的理性返还到知性上去解决问题，正表达着我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存在度急速衰减的越来越失稳失位的危存状态：理性代偿效力的越来越弱，人类整体的依存越来越难。

注：在上一章解读感性后，本章详细解读知性，澄清了包括康德在内的既往哲学家对知性的模糊或错误的认知。

附：本章重要概念：

一、“知性”（概念注释）

知性：特指发生于脊椎动物阶段的简捷判断反应，即从脊索动物开始形成的低级神经中枢系统所展现的复杂识辨功能，它是人类建立类化判别反应的渊源和基础。由于此前哲学家不明其出处，故视之为人类所独有，并将它跟谓语“范畴”分类的理性初级判断相混淆，甚至拿它代表人类感知能力的总体（如康德），因此，我在本书中的某些表述不得不依旧沿袭此用，请读者届时严加分辨。

二、“必然”和“偶然”（概念注释）

必然：在弱化与分化程度较低的物演阶段，宇内分化残体（即不同物类）的数量有限，各分化衍存者之间发生碰撞依存的几率偏高，亦即事物的定向演运行状不呈现摇摆态，此之谓“必然（性）”。既往的此类概念之所以成为无内涵的空洞，是因为它缺失了“分化耦合”的视界。

偶然：在弱化与分化程度较高的物演阶段，宇内分化残体（即不同物类）的数量倾向无限多，各分化衍存者之间发生邂逅依存的几率大大降低，亦即事物的交织运行状态呈现不确定性，此之谓“偶然（性）”。可见厘清此类范畴的关键在于理解“弱化物演进程就是物质分化率不断增高的同一过程”这个自然律，亦可见所谓“‘偶然’中含有‘必然’”之说,其实就是指这个“分化依存”的稀释偶发态是必将达成的。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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