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演通论释道德经第四十七章

原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翻译:

不用出门就可以知道天下大事,不用望窗外就知道天道是如何运行的。实际上,出门走的越远,能得到的知识就越少。所以,圣人不必实践就能知道,不必看见就能明了,不必去做务实的事就能通过务虚而改变世界。

                总论

本章是老子表达认知方法论的一章。显而易见,老子认知世界的方式不是行千里路,而是读万卷书;不是实践出真知,而是通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见《道德经》第十六章),即通过理性上给万物排序以追本溯源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这其实就是《物演通论》中的纵向衍存视角。当然,“万物并做”,是横向依存视角,只是要整顿横向的万物,只能通过纵向视角。总之,老子的务虚意绪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行合一”这样重务实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暗合西方通过假设与证明建构逻辑模型的哲科思维方式,符合西方认为实践不出真知的理念。这也是王东岳先生给于老子最高评价的原因。可见,在老子所处的时代,虽然老子没有没有区分“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老子清楚的明白所行、所见、所为得到的都是事物的现象或表象,而非本质,本质认知只能通过理性的整顿才能得到,但这和西方的理念论或认识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直接说明了在认知上把握整体和本质的重要,细节和局部认知再丰富,都无助于你理解整体的、本质的“道”,反而可能因为落入琐碎而具体的认知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今天的人类恰恰处于这样的认知状态:科学,已经把这个世界分割的极其细致了,以致于人类现在的专业至少五百种以上,职业多达三万种以上,很难有人能统摄人类整体的认知疆域去完成哲学的追求终极,以至于西方哲学早就放弃了追求终极,只有王东岳先生孜孜以求,去完成了这么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也就是说,人类的信息量越大,追究终极或“道”就越难,越需要更艰苦的务虚工作,务虚就是通过纯逻辑运思,整顿人类现有的整体知识疆域以缔造终极的宇宙观模型,这完全与经验和实践无关,因为经验或实践本身不构成知识。虽然,就任何理性认知本身层层追本溯源的话,基层都离不开感性知识,如数学中的数字一、二、三,最早一定是从具体实物中抽象出来的,但一旦抽象出来,就摆脱了实物,脱离了感性,纯粹在理性层面运行。人类现阶段的科学知识基本都是超脱了感性的理性认知。所以,追究终极或“道”完全不需要积累感性认知,虽然人类的“知”是从感性认知一步步分化发展到理性认知的。老子在其所处的时代清晰的认识到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的区别,明白理性整顿是脱离感性认知的,可能得益于其作为图书管理员的知识完全来源于一代代继承下来文字承载的知识。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就是层层抽象的过程,包括文字本身也是如此。

换言之,一方面,作为广义逻辑的人类整体的感应属性代偿,理性是无法与感性割裂的;另一方面,理性只有武断的与感性割裂,才能遵循简约原理完成理性的有效代偿,因为“知”的达成和确认必须以武断为基础,没有武断,连任何概念都无法界定。所以,追究终极或“道”作为极致的务虚工作必然与感性越来越远,以致于完全落入理性的范畴。

但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哪怕悟道,哪怕进入了本原的思境,也不可能活在本原的思境中,因为人有肉身这个载体,肉身决定了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即是人,就不可能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就离不开一定的依存条件。所以,庄子也需要买草鞋,王东岳先生也需要通过讲课求存。所以,在认知中豁达,和在生活中、在事实面前豁达,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们都明白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一个人过得好、过得幸福,但真正面对爱人的欺骗和背叛时,你真的那么容易豁达吗?!个体之爱和面对众生的大爱总还是有区别的。

                 (二)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是指基于圣人或哲人的认知方法论,达成对世界的整体的、本质的认知就只能是理性认知,而不是经验认知或实践认知。可见,从感性、知性到理性,只要代偿出了理性,它就是最高的认知手段或代偿手段,所以,真正要实现“明”或智慧,或得道,即整体的认知通达,就必须超脱看见、听见这样的低端感性认知。而且,圣人成就自己的方式就只是是务虚而非务实,只能是表面的无为或不为,这在人类整体信息量越来越大的状态下更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越后衍的人类社会,需要整顿的知识量就越大,非以此为目标的人不可能完成。

当然,老子的不为、无为和有为的区别,还不是智质分化下务虚和务实的分工区别。老子讲的不为或无为,以《物演通论》的体系来说,就是不增加代偿的作为,即王东岳先生说的文明化作为。因为在代偿求存上东方文化主张的是维持现状、维护存在度的依存式求存,目的也是达成依存各环节、各要素乃至整体的最佳匹配或耦合;而西方文化主张的是不断增加代偿度的衍存式求存,目的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变革人类的认知逻辑模型,不断增加代偿量。所以,在《物演通论》的第一百六十三章,王东岳先生用“借助于快速旋动以维持不坠”的说法来形容西方文明,用“‘滞’而不夭” 形容东方文化。这里,“滞”而不夭的“滞”就是存在度弱化的几乎停滞,因为中国各个朝代无论怎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自然依存的平衡关系在一定限度内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或者没有打破。更具体的说法就是无力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这是农业文明的局限,也是农业文明对人类整体求存的戕害有限的表达。

须知,人类整体与自然依存的平衡一旦打破,或者说原有系统存在的平衡破缺,就必须寻求并达成新的平衡,这就是存在度递弱而代偿度增益的进程。西方文明的“快速旋动”就是指西方文明不追求维系自身乃至与外部自然环境的依存平衡,旧的平衡尚未固化就被打破,不断追求新的平衡态,也就是始终处在存在度递弱的代偿增益状态中。所以,商业文明短短的几百年就近乎耗尽了地球资源,其能源需求数倍于此前人类社会生活的总和。而今天,人类不断开发新能源,也是为了应付未来越来越大的能源缺口。未来基于AI、元宇宙等产业的能源需求也必将数倍于此前人类社会生活的总和。

黄江南讲观念经济学,认为只要科技不断进步,就会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可以提供人类无限的需求,这种观念也是进步论下的主流观念。但事实会是如此吗?!表面有利无害的科技真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事实是,哪怕在人类文明发端的新时器时期,对生态的破坏就开始了,这是环境考古学通过对中国全新世花粉和植被分布图研究而揭示的结论。可见,人类文明对自然生态的恶化效应是单向的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文明程度越高,恶化程度越大。当生态恶化到极致,人类存续的根基就被彻底镂空了,这其实就是人类存在度趋近于零的失存临界点了。但在科学的分化视角下,即因为主流认知不具备整体视野,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农业文明也一样,最早文明程度高的,后期反而因为耗尽生态给养而没落,这就是四大文明中三大文明都必然终结的原因。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自有它相对封闭的原因,更有其文化素质维护存在度之缘故。而曾经最发达的地区,现在只剩下遗址;现在最发达的地区,都是以前未曾开发的蛮荒之地。

落实到现代科技上也一样。表面有利无害的科技,只是当事人意识不到其害处而已。任何存在都是自然层层适应性演化的产物,对前衍依存条件的改变要么是夯实基础的改善,要么是换一种攫取方式的镂空,期间必然涉及与之相关事物的耦合问题。比如大规模利用风能、太阳能表面无害,但也会对气候、对生物、植物的整体生态环境造成变化。须知,人类最早认识时空的方式之一就是侯风历,即通过一年中风的规律性变化来认知时空,同时还有物候历(即动物、植物的周期性变化)。所以,“中”字最早的样子就是风中的旗帜。这才是“中”最原始的含义:通过风的周期性变化来认知时空。而季风直接影响温度、气候、降雨,在人类文明早期直接决定一个地域的文明形态。所以,不要小看风的作用。

总之,人,尤其是现代人,离自然已经太远了,科学作为现代人的主要求存手段一直都是把作为复杂系统的自然简化为简单系统进行局部对象的研究和局部的耦合,根本意识不到作为复杂系统的自然变化的整体性。而《物演通论》已经证明了科技只是单刃刀,只砍人类的生存气数,使用时的害处只在于使用者的思维能把害处提高或降到什么程度。相对而言,整体思维下的中庸之道会更关注所有与之相关事物的再平衡或重新耦合要素的再匹配。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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