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智质性状的类体质特征──

B－Ⅵ．工具的位相：智质作为“精神本体”之存在，只是一种后衍性自然感应属性（或曰“自在性生物逻辑潜能”）的超验观审或自我体验；智质作为“生存性状”之延伸，才是一种代偿性自然衍存质态（或曰“自为性生物依存机能”）的经验重塑或自我现身。也就是说，智质存在从生物自演属性转化为超体质的生物生存性状，它必须也必然是体质性生存性状（简称“体质性状”）的变态模拟和代偿跃迁，是谓“智质性状”。【不言而喻，智质一旦从属性潜能物化或显化为生存性状，这“性状存在”就立刻转化成智质的载体，一如原先的“体质存在”是智质的载体一样，于是，当我们此后再说“智质载体”时，它必定是指“体质性状”和“超体质性状”之总和。在此，有必要重申，所谓生物的“性状”或“生存性状”，原本乃是自然物的“质态”或“衍存质态”之同义延伸词。】

由此方可解决所谓“工具”以及所有“人造物”（统合为“广义的工具”）在自然物演序列上的存在位置问题，即一切生物缔造的东西已不是单纯理化意义上的物质，而是生物衍存位格上的“类体质代偿相”或“类体质附属物”，换言之，它是在自然演化的动态区间内作为自然物，而不是在人为观照的静态意念中作为自然物。【一切工具都是体质性状的代偿性延展。车马是足力的补充；刀枪是爪牙的进化；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目力的扩张；计算机则是脑功能的赓续；如此而已。此言虽属平常之论，却从中引出了许多谬误，有人由以认为人已被自己制造的工具所扭曲──或近代人性已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异化──殊不知工具正是被人性同化了的物性；有人反过来说，人已不是生物，而是别具一格的肉－机联构体，结果令人与自己的产物都化为无根的神明或可怖的怪物；更有人借此证明，实践导出了“真知”，却不见三岁的小儿也能用泥捏娃娃，至于土与水的混合何以就产生了泥的塑性，泥娃娃断不会诉说于真娃娃，且真娃娃也无须去透彻泥娃娃的“真性”。人利用物的片面的可感知属性原属智质的自然规定，其实一切衍存物无不以自身特定的感应形式利用着作为本体依存条件的他物，即便是先把他物预备为可进一步套取直接依存物的“工具”，在生物史上也照例经过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代偿演进过程：“某些动物也会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例如猴子有时能用石块去敲碎食物；海獭会利用石块去击破蚌壳或海胆壳；一种雀类鸴能嘴衔仙人掌的刺，从树皮裂隙中掏出昆虫来；甚至某些昆虫，例如蚁狮，能用头推下沙土来捕捉食物。近年来有人在东非对野生的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看到它们能小心谨慎地选择树枝，用来插入白蚁山，获取白蚁为食。如果树枝太长，它们会把它折断成合适的长度，如果有枝杈妨碍其插入蚁穴，它们就会把枝杈去掉，因而黑猩猩不仅能使用天然工具，而且具有一定的改变工具的能力。”（引自《普通生物学》吴汝康撰章）实际上，人类所夸耀的创造性“工具”不过是自身生存度式微而不得不有所凭借的依赖性支撑，俨如站立不稳的老者不得不削木为杖。假设人之坚实一若磐岩，何需他物予以扶助？】

除了上述的代偿机理之外，广义的工具与语言一样，还表达着智质虚存的现象形态。质言之，“虚存”（即不同结构物所必具的不同“依存属性”）与“实存”（即借助于自身之“属性”以实现依存的“结构载体”）共同达成任一“存在者”之存在态势或存在质态，“虚存”要么不显现自身──或恰恰是在自身的可感对象中借以显现自身的要素、以及使自身的感应对象在自身中得以显现的要素（参阅卷二）──要么则以某种依存结构的物化方式（即“实存”方式）实现其衍存。智质作为生命的机能性虚存── 也是自然属性系列的最高代偿形式──或者以沉思、幻想、梦境和意识流的形式潜在，或者以意志化的言行和物化的工具来表达生物体质的生存规定。【是故，智质一旦带动体质活动，必然呈现为生物的性状或生物的类性状延续，而一切生物性状皆围绕生存的轴心运转，正如一切无机物的理化质态皆围绕求存的轴心运转一样，智质的存在根据因此只能是对体质性状的拓展，工具的体能延伸性质由此被牢牢地确定下来；而工具之运用一如动物体能之运用，除非是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条件或曰“达成自然总体存在的失位对接”而外，别无任何其他的解释可言。】

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存续的根据像退潮的暗礁裸裎而出。我们在前述各章中说过，社会的结构化发展盖源于生命个员体质性状的异质残化对生机整合的自然要求。在膜翅目社会昆虫之后，生物演进史上似乎呈现出体质性状相对同质化的回潮，整个动物群态因此展现为聚散逍遥的松弛格局。然而那不过是社会幼虫的成蛹过渡，蛹裂之时，沉滞的生物社会顷刻间腾空飞扬，简直让你不敢相认，但切莫眼花，须知这飞舞的变态之躯正是原先那蠕蠕不得前行的同一条爬虫，它飞得再高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只不过显露了自身宿命中更为轻佻和迷离的前程。它原先附在地上，尚无惧狂飙的摧折，而如今轻风的拂煦即足令其难以自持；它虽然舞姿优雅，却仍在为采食觅偶奔忙；你为它的赏心悦目而诗性勃发，仅仅表明你全然没有站在它的立场上或暂时忘情于诗外的求生处境，对它而言，固有的素质依旧支配着它，所不同的，大概只是把爬虫的苦恼转换成了更为不堪的飞蛾的酸楚而已。

智质造化的工具就此大大扩充了人类的体质性状，这种后天创制的工具型类体质性状自然具有瞬息发育和易于变体的特质；而且，对于每一位作为此类工具性状之承担者的个人来说，他的生物性体智潜力只允许他有限地运用诸多工具之一种或几种。随着智质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工具种类的无限分化，借助工具表达体能和智能的人类分子急遽地趋向于个性残化，也就是说，这个生存性状的变态发育进程，既把人类大致均一的智质展开为一系列“分科”的异质形态，又把人类几近同质的体质畸变为一系列“分工”的残缺形态。相应地，生命个体的自然生存度随之迅速地趋向于弱化甚至消失，人类社会的整合结构因此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1）

B－Ⅶ．语言的位格：如果没有语言，智质就只是一个沉闷空洞的潜质，犹如没有四至五种碱基发生具体组合的话，DNA的编码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一样。因此，语言和工具颇有类同之处，即一方面，它们都是生物体智属性的代偿延伸，另一方面，它们都体现着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和性状再造倾向。其区别仅仅在于，语言只能限定性地处在未展开的纯智质虚存属性和实现了的类体质物化性状之间的衔接性位置上。【换言之，语言及其符号系统，是不可塑的“感官图式表象”向可塑的“理性模型表象”渐次过渡的虚拟代偿产物，即当动物式的“感官图式表象”业已固化，而人的生存度仍然不可遏止地继续衰变之时，感应属性及其感知逻辑不得不为自身的分化代偿铺垫出来的前衍路径或虚载台阶。所以，人类的求知行为越来越依赖于符号系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定，即便今天的电脑虚拟图像日益丰富也丝毫无助于打断这个天演进程。故，所谓“语言的位格”呈双关涵义：从代偿展拓的角度看，它的“位格”表征着“载体衍存在自然存在流程中的位相规定”；从感应方式的角度看，它的“位格”又表达着“智质本体在语法逻辑结构中的分化组态”；不言而喻，它的“结构分化组态”完全受制于它的“衍存位相规定”，或者说，“语法的逻辑位格化”乃是“生物的智质化位格”的产物。这一点，如果就“人类语言符号系统的演化形态”和“人类在自然社会系统中的进化存状”予以参照研究，即可一目了然：从古猿及猿人的体姿传意和单声（吼声）语势；到真人及智人的音节分化和结绳记事；再到原始文明人的占卜巫符和甲骨刻文；乃至信史时代以来用于日常表意的语言符号系统、用于数理探讨的公式符号系统、以及今天用于人机对话的电脑编程系统等等；可以预见，人类未来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系统还会随着人类的社会生存境遇（亦即人类的自然存在性）的变迁而变迁。】

语言作为思想的要素，起着砖瓦对于楼房的作用，砖瓦与楼房的关系决定着对砖瓦形质的要求。换言之，思想物化为工具犹如设计外化为楼宇，语言外化为音节与符号，全然是思想工程或逻辑系统发生结构分化的产物，那么，对语言形质的要求又是什么呢？二十世纪初，天才的索绪尔发现，语言仍是一个空洞，因为语言无非是一套“符号系统”，其中任一词语或概念都只在某种语法逻辑的结构中才有意义，譬如在同一发音之下可能有若干表意完全不同的语词，放在语句中所指明确，单独说出则不知所云。可见，“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著，转引自《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 刘峰校。）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由此诞生。它提示，语词的空虚化与语词的多变格性及其大容量性相关，正如逻辑的虚存态与逻辑的高度变塑性相关一样。然而，没有实存内涵的结构如何可能成立？【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探讨，其实一切“抽象结构”或“结构抽象”都存在这个问题：原子结构中的质子、中子和电子；分子结构中的原子或离子；细胞结构中的分子和高分子集团；生命有机体中的细胞、组织以及器官系统；乃至社会结构中的个体、阶级与基层社团；倘若以时空和广延均告阙如的前宇宙情境作为所有这些“结构”的参照背景，则世界的存在俨然就是无质量、无维度的结构的存在。不过，这样的“结构”纯属缺乏渊源纵深感或缺乏动态衍存内涵的“结构平面描摹图”，是乃“结构主义”的根本弊端。】

在这里，我无须重复论证世界是不是按照语法逻辑的结构状态组成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本书卷二的研讨中业已阐明。如果仅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借助语言所能表述的世界一定只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语言世界”，甚至语言所示的世界本身同样只是一个结构系统也未尝不可，“如果不考虑词的周围环境，我们甚至没法确定表示‘太阳’这个词的价值”，可是，为什么讲“坐在太阳里”是不恰当的呢？（引文出处同前）道理只有一条：我们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结构必须是一个以自身的衍存位格与结构化自然存在取得衔接的特定代偿感应结构，且仅限于此。外物是摆定了的格局，不容思辨去任意重塑或使之变格，然而在这（相对而言）一成不变的物质世界上，似乎没有给思想者留出固定的存在位置，思想者只有不停地搅动这个世界，才能为自己创造出旋动混浊的共存余地，语言和以语言作为载体的智化逻辑为之应运而生。于是，语法上的位格立刻成了某种衍存位格的“定位指示器”：语句的主格旨在锁定衍存者的依存条件，并以其繁杂情状标示着主体依存条件的递增量度；语句的谓格旨在确定衍存者的当下意向，并以其游移频率标示着主客依存关系的失稳状态；语句的宾格旨在给定依存条件的具体内容，并以其感知深度标示着代偿依存结构的依赖程度。总之，一切语句、语词或命题的逻辑变格，归根结底都是智性生物多向依存的失位性规定和失位性表现。进一步讲，指谓对象的名词其实是物的可感表象，它使沉重的外物内化为没有分量的存在；表达意志的动词其实是主体的响应，它使僵硬的外物为失位的生命“挪”出位置──或者毫无幽默地讲，它使失位的生命在僵硬的外物中自己为自己“理”出位置。【当思想者说“太阳落到了山的背后”时，太阳的实际位置并不与这句话中的指谓相关，但思想者必在山的前面（或相对于太阳的另外一侧）却是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实在是性命攸关的要务，譬如，只有确认“鸟从天上降到了地上”，原始人众才能投石击杀而食之，这句话的意义仅在于人们与其食物的相对关系，至于下沉到何处为“地”，高出地多少算“天”，以及“鸟”或“birds”这个发音和符号何以就不能是另外一种发音或另外一种符号，甚至“鸟”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追问。你今天要追问它，是因为你已无鸟可食，你所面临的处境使你不弄清禽类的生性乃至语言的深意就难以生存；你当时若多事去思索，鸟绝不会等着你而不飞离，“思”若使“思者”失食，“思”还有何“可思”？某一个人尚可为“思”而殉道，整个人种断不值得冒此风险。因此，语言符号必然暗含两项武断：即语言在表意或概念上的武断；以及语言被他人或众人承认和接受上的武断；然而正是这两项武断共同协作，却为智质生物完成了一项最要紧的使命：求存。】

逻辑和语言的空洞由此都变得充实，就像饿瘪的胃囊塞满了食物。逻辑因语言而得见形质，语言因思者而获致落实；思者之所以要创制使思者之间发生交往的语言，乃是由于每一位思者都已残化，他们必须相互组合或配合，其中任一个体才感到自身得以完整；语言就在这样紧迫的焦虑之下问世。它的运用使残者互合，然互合之一瞬反见得暌隔的深沉；分化离散既是一种现实，残弱补合又是一个必然；残之愈深，离之愈散；离之愈散，合之愈迫；语言就在如此一种进程的催逼下日益复杂。

可见，语言的发生是生命弱化和残化的产物，语言的细化是残弱者愈益残弱的代偿，亦即语言及其符号是智质属性分化的显性支持形态，因此它与广义工具的本质一样，只能作为生存性状的延伸或生存性状的预延伸而存在。【新生引导故旧，工具宰制精灵，从表面上看，异化的变体历来都在扮演弑父者的角色。当代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与古典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语言的关注正在淹没对逻辑的关注，一如既往对逻辑的关注曾经淹没了对本体的关注那样。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语言之外再无其他”与贝克莱的“感知之外别无所存”何其相似乃尔！从“本体论”（追究物质与本原），到“认识论”（追究精神与感知），再到“语言论”（追究言辞与文本），乍一看，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精致了，然而，作为哲学载体的人却与缔造了人的自然本体渐行渐远了。这是一个背弃根本的动势，宛如繁茂的枝叶终于遮蔽了树木的主干，或如奔腾的江河无从回望寂寞的源头，风摆杨柳，水激雾障，无根而至飘荡，离散以至轻浮，处处都表达着宇宙物演的失存趋势和人类智化的失位倾向。在这里，我无意否认起始于弗雷格的“语言论转向”的学术意义，也许它正好表征着人工智能以及后科学虚拟时代的即将来临，就像“认识论转向”曾经传达了工业革命以及科学逻辑时代的先声一样。但我偏偏像一个落伍的跛脚汉，执意要为此类活泼的先行者加以灰色的旁注：语言引领着思想，深入物质的墓穴！】（2）

注释：

本章具体阐述智质性状作为类体质与体质相类似的特点，以此说明二者在求存规定性上的一致性。本章主要从澄清工具和语言的代偿位相来分析说明：

（1）B-6.工具的位相

智质作为精神存在或虚体存在是社会存在包括社会成员的感应属性；狭义的智质即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了自我意识或超验观审的能力。智质物化为类体质（即人造物或广义工具）则通过智能虚体重塑了智质载体（或社会实体）。也就是说，体质和类体质共同构成智质载体，类体质作为智质性状完成了主体基于认知经验而实现的自我重塑。简言之，体质性状和类体质性状（智质性状）共同构成生物的生存性状，完成人类晚级社会的特有的智质引领的求存。

 一切作为类体质的人造物或广义工具都是人的附属物，是人的体质的延伸，是位于人的衍存位相之后的自然物，比人的存在度更低，这就是一切人造物的“物性”。 归根到底，人造物是继体质结构代偿后另一后衍层级的超体质结构代偿。而此时的智质载体也变成了人-机联构体，由体质和类体质共同构成。

所以，类体质（包括工具和一切人造物）的分化进程就是智质和智质载体同步分化的进程。换言之，智质和语言一样，首先以精神存在的方式虚存着，如作为思想意识而存在，这时的智质表达的是智质载体的“能知”程度和“所知”状态，即通过“能知”和“所知”显现自身；只有在被物化成类体质以后，智质才通过类体质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耦合或有效依存，以智质载体的实存方式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衍存。总之，智质虚存与智质载体之实存共同构成人类晚级社会的存在质态。智质实现依存的过程，就是以其智能进一步代偿体能的过程，代偿的方式就是制造和使用人造物，以实现依存条件递繁境况下社会与自然的失位对接。

 社会固有的求存规定性由此清晰呈现：社会结构化发展源于社会成员生存性状的分化耦合，首先是体质性状的分化耦合，即社会成员以不同的体能求存方式求存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存续；当体质的分化走到尽头，便以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实现求存，即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智能运用共同实现社会整体的存续。此为生物社会的生存性状分化耦合原理。在书中作者以破茧成蝶之前的爬虫和之后的蝴蝶为喻，说明体质性状的分化耦合和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表面上看完全不同，但它们在本质是一致的，都是生存性状的分化耦合，遵循着社会代偿的统一规定。由此可知，膜翅目社会以后，体质性状相对同质化的存在只是假象：事实上，无论体质性状相对同质的人类还是高度残化的膜翅目社会都被固有的社会分化素质所支配，智质性状的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比膜翅目的体质性状的分化要猛烈得多。

 在晚级人类社会，智质残化的虚存状态和实存状态直接表达为分科和分工，即分科程度表达着智能残化程度，分工程度表达着体能（类体质性状）残化程度。人类晚级社会就是通过智质分化所引领的生存性状的分化耦合来完成社会化的高速变构的。此时，先天并无明显差异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分科分工的分化中，个体的存在度迅速降低，类体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代偿，“人-机联构体”作为社会的实体时，“机”的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分化速度一日千里，人仿佛成了社会的附庸，大多数人都会变成社会机器上越来越微不足道一颗螺丝钉。

总之，本章“工具的位相”中的“工具”，是指广义的工具，泛指一切人造物。人与人造物共同构成社会实体的关系就类似第一百五十八章中举例的前衍的氢原子和后衍的氧原子共同构成水分子。智质是精神虚存，物化成工具才成为体质的延伸，是为类体质，与体质共同构成智质载体，等于原来的智质载体重塑了自身。由此可知类体质的衍存位相被智质载体的衍存位相所决定。类体质作为自然衍存物是被人性化了的物，每个人作为社会人与类体质共同以肉-机联构的方式成为社会实体的组成部分。每个个体的专业选择决定了其作为社会人的智质选择和与之匹配的类体质选择。智质的分化程度决定了类体质的分化程度，也决定了智质载体的残化程度。正是由于智质的软变塑使得类体质可以瞬息发育、易于变体，使得智质分化引领的人类晚级社会的分化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完全异于体质分化阶段的中级生物社会。

（2）B-7.语言的位格

语言是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衔接智质虚存与类体质实存，即智质虚存只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后，才能物化为类体质（人造物或广义工具）。由此可知，语言与工具的差异在于：语言是智质与智质性状的中间衔接物，工具才是智质性状的最终落实。语言的产生，源于感知主体的精神代偿发展到理性模型表象阶段，为搭建可塑的理性模型表象而生。所以，语言一旦发生，就随着智质的分化而分化，直接成为智质的表达方式和智质分化的实现方式。语言与智质（包括人类一切思想）相辅相成，须臾不离，铺就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

也就是说，语言是连接智质和智质性状（即类体质）的中间代偿产物。智质作为主观的逻辑模型需要语言来承载，简单的逻辑模型口语即可承载，越来越复杂的理性逻辑模型只有书面语言可以承载。只有通过语言的承载，智质才能被继承、被发展、被物化成类体质。所以，语言的发展是随着智质的发展而发展的。智质的分化程度决定了语言的分化程度。也就是说，智质思想和语言是一体的，智质的分化靠语言分化来落实，语言的分化就是对智质分化的实现。书籍之所以被喻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就是因为它以书面语言的形式承载了智质或思想，使得人类的智质或思想可以被代代继承并发展。

换言之，人对智质的继承与发展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的拓展随思想的深化而丰富。不同的思想模型（即模型表象）需要不同的语言。哪怕是同一模型表象的表述也可以有不同的语言，但这种语言的不同仅仅是概念运用或语音表达、书写的区别，而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世界各国的语言才可以相互翻译。另外，不同的语言对于特定内涵的表达程度也有不同，比如感性的语言表达如比喻等缺乏严谨性，所以学术表达一般都是理性表达，感性的语言最多起辅助作用或补充说明。顺便说一句，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语言的认知，说明了语言源自破碎的场景。场景和思境的区别就在于思境往往是理性和复杂的，而实在的生活场景简单得多，但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下可能有内涵上的不同，如“随便”用不同的语气、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人说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通常而言，场景是最简单的思境，思境是复杂的场景；但语带双关、用语晦涩的各种复杂交流场景也是有的，同时，儿童的思境也有很简单的，这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而言的。

相应的，语言载体或智质载体（即人类晚级社会之社会实体）所处的衍存位相决定了其特定的感应属性，即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存在度所决定，只有文化匹配于当下的社会生存结构才能维护社会的良好存续。换言之，晚级社会的存在质态决定了思想文化的存在质态，也决定了语言的存在质态。当下人类社会存在度的急剧倾跌在语言上直接表达为分科的加剧以及每个专业下的符号体系随着专业程度的膨胀而膨胀，以致于专业符号都成了非专业人员的认知障碍。虽然，数学、物理、化学乃至其他学科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说明的也是同一个世界，但各学科用不同概念、不同符号体系建立的逻辑模型让彼此融通的工作变得分外艰难，以致于专业化几乎成了狭隘化的代名词。哲学作为追求终极的学问，就是要打破这种文字符号上的障碍，找到其内在统一的简一律表达。这种工作之难，可见一般。

语言的位格由此清晰：从纵向代偿的角度看，它的位格由其载体在社会衍存进程中的衍存位相决定；从横向作为感应属性的依存关系来看，它的位格直接呈现为语言体系的结构化程度，即语法逻辑结构的分化体系。显然，智质分化（或智质结构化）决定了语言符号体系上的分化（或语言结构化），其中智质分化就是人类不间断的分科化认知、语言符号体系就是不同专业的专业化语言，语言体系的分化实现了智质的分化。换言之，语言体系的结构化程度或语法逻辑结构下的分化组态直接彰显着不同逻辑模型的结构差异（即智质结构化程度的差异），二者是一体的，共同被其载体的存在度决定。这从语言的发展进程来看一目了然：1、古猿阶段是没有语言的体姿传意或最简单的单声嘶吼；2、智人阶段开始有了日常口语和结绳记事；3、结绳记事可视为最早的书面语言，但真正最早的书面语言是原始文明阶段的象形文字，如甲骨文；4、当然，人类早期的简单的知识在没有甲骨文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口传心授来积累和传承了，但随着知识量的增加和逻辑模型的复杂化，传承和发展思想文化必须依赖于书面语言，书面语言的发展阶段即人类的信史时代。这时，人类的符号体系（即语言体系）伴随着思想的分化开始了空前的分化：不同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甚至符号体系，最后衍的计算机语言更是分化出一系列普通人不经过专业训练便无法理解的语言体系或符号体系。这真是语言层面表达的“道术为天下裂”（庄子语）。

因为智质的结构决定了语言的结构，所以语言的内涵只能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才得以彰显。所以，索绪尔说语言只是一个空洞，其内涵完全取决于它在整体逻辑结构中位置。所以，语言的不同本质上不在于概念的不同，而在于其在不同逻辑模型中呈现出的内涵的不同。卷一指出所有存在都是结构存在，这对于实体结构、精神结构、语言结构都是适用的。显而易见，虚体精神代偿和实体结构代偿的内在规定性完全一致，虚体精神（即智质）的结构化代偿续贯表达着实体结构化代偿进程的内在要求。作为连接智质和智质性状（即虚体与实体）的语言，其结构化代偿也一样，无论是具象的概念还是抽象的概念，都是语言结构化的产物，也是语言进一步结构化的砖瓦。语言能成为智质虚存和载体实存的衔接，就在于其能具象也能抽象的结构化能力（当然，通过卷二的学习，我们知道感性的具象认知也是更低程度的抽象——抽取对象可感要素结构化为对象——所以也是结构化存在）。如我们从能看到的具体的黄鱼中抽象出“黄鱼”这种鱼类的概念，进而抽象出“鱼”的概念，继续一步步抽象升级便是“水生动物”、“动物”、“生物”、“物”、“代偿性存在”、“本原存在”、“存在性”。在这个层层抽象的链条中，每个概念都在缔造着不同层级存在者的结构关系，也在自己缔造的逻辑模型或结构关系中呈现概念的内涵。所以，人类思想的传承发展就是一个个思想模型的传承发展，其中的一惯性是通过对每个模型中重要概念的沿袭使用但又进一步发展变化来完成的。举例而言，《物演通论》作为一本哲学书，需要尽量沿用既往哲学史上既有的概念，才能达成哲学一惯性的延续，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者才会去缔造新概念如存在度、代偿度、存在性等去建构新的逻辑模型。但在《物演通论》缔造的新的逻辑模型结构下，有些沿用的概念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正是许多哲学专业或科学专业的人士反而读不懂《物演通论》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腾空所知先去理解这个逻辑模型的态度，而是带着既有概念的不变内涵（即所知障）去理解新模型下的内涵已然变化的概念。所以，读书最重要的不是读语言文字，而是理解概念，通过概念理解作者建构的逻辑模型（即进入作者的思境），进而通过理解逻辑模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概念，理解作者为什么要使用以及怎样使用这些概念。对于《物演通论》而言，在透彻理解了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以后，全书的内容就归为“存在性”一个核心概念了。而人类思想的建构和发展就是这些核心思想概念的变化和发展，如从“自然选择”到“递弱代偿的存在性”都是如此。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诞生，就源于无论是实体存在、精神存在还是衔接二者的语言，都是结构存在，所以，学习数学的人常常会把数学直接理解为世界的本质，因为数理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好表达着整个存在的结构关系。所以，数学是建构逻辑模型最重要的工具，但通过对“模型”的反思，即对“知”本身的反思，包括对数学的反思，我们应该明白：任何“知”，包括数学，都是代偿性存在，它本身的出现和发展都完全依赖于智质载体的存在度。作为智质载体的任何人类社会包括社会成员都既是“知者”，也是“在者”。所以，数学不是世界的本质。数学本身一直在发展变化，能说明数学为什么发展变化的哲学理论才是真正的本质。当然，结构主义的“结构”所表达的只是横向观照下的结构，缺乏不同结构之间纵向的衍存关系的探讨，即缺乏纵向的追本溯源的动态结构化进程的探讨。而这正是《物演通论》在做的探讨，并据此说明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得以产生的所以然。

通过卷二的学习我们知道，广义逻辑结构化过程就是感知分化的过程，亦即智质分化、思想分化的过程。思想外化为实体的工具，犹如设计外化为楼宇，其实现完全依赖于语言的同步分化。语言，作为思想的砖瓦完成了思想的建构，作为思想的承载衔接了思想的层层物化或外化。从智质到智质性状，再从智质性状到智质，人类认知由虚到实、由实到虚的转化完全依赖于语言。回顾卷二我们更知道，物质衍存的logos决定logic，也就是说，是世界的运行决定了逻辑的结构状态，即智质载体的存在位相决定了其实体结构的实存状态，也决定了虚体结构（即智质或逻辑结构、语言结构）的虚存状态。所以，我们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结构是与我们的存在度相匹配的。智质虚存（包括语言）的结构化以其载体的实存结构化为基础，并与其在纵向上同步展开。万物包括社会存在皆结构存在。万物乃至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纵向的结构累加过程决定了思想（包括语言）的结构化进程。虚存是实存的属性，二者本一体。这一点，在物演的任何阶段都是一样的，人类晚级社会也一样。所以，在哲学时代，柏拉图试图给人下定义只能说人的是智性动物；在科学时代，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人只是分子编码的产物。人的概念是会随着人类衍存位相的后衍而改变的。语法上的位格就表达着主体的衍存位格。主格为依存条件，谓格为意向上的依存关系，宾格为依存条件的具体内容。主格方面，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存在度高、信息量低，现代作为依存条件的研究的对象在那时候是没有的，如微观层面的量子、基本粒子，中观层面不断培育、生产出的新产品，宏观层面的黑洞、引力波等。谓格方面，对于最基本的食与性的需求，貌似我们可以越来越自由的选择，可选择也貌似越来越多，但事实上，自由的选择只是横向观照的表象，更深层的本质是纵向所决定的无可选择。如大多数人从健康考虑，都会选择安全的食品，而古代根本没有安全食品这个概念，因为都是安全食品。现在最安全的是有机食品，但大多数人只能想想而已，不可能把昂贵的有机食品作为日常的消费。反观古代人所食用的却都是天然的有机食品。婚姻的选择也是如此。不仅择偶越来越艰难（因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离婚更是常态，此处不再赘述。显然，从我吃着天然的食品到我想吃天然的食品，表达的就是我随着衍存位相的后移，我与真正的依存需要越来越失稳的状态。我们真正最底层最重要的需要，是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源，但对当下的我们而言都是奢侈品。宾格方面，仍然以前面定义人的例子说明。人既是自身，也是作为横向依存条件的同伴，随着我们衍存位相的后衍，对具体的人的理解更深刻、依赖程度也更高：当分子生物学知道人只是分子编码以后，基因学的发展让基因编辑成为可能，我们几乎可以根据我的要求去缔造人了——当然这种缔造直接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度的进一步衰竭，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但如果人类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怕也只有基因工程人能够生存下去了。总之，一切概念或命题的逻辑变革，都意味着智质载体存在度的衰减以及其失稳失位的状态下多向依存的艰难。

换言之，随着自然进程的分化、智质的分化、语言的分化，我们主格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这是因为依存条件越来越多；谓格的意向离本原需求越来越远，因为在简约原理的代偿规定下我们首先感知到的是对最切近的依存条件的需要；宾格则表达着我们与主格之间的依存内容和依存程度。所以，伴随逻辑分化（即逻辑变革）的语言分化是通过具体的命题的主、谓、宾的分化来实现的。

因为实体、精神、语言的结构化是一体的，所以语言的语义改变表达着语言载体（即智质载体）的衍存位相漂移。所以，语言表述的任何概念都是一种局限于一时求存的武断，它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充过程，正表达和测量着人类认识深度的进程及其衍存位相的后移。如“同志”、“小姐”这些概念，都在社会的发展中变幻出新的内涵。“白领”一词的语义也快速反转：十年之前，白领自带光环，代表着“体面、高收入”，十年之后白领却成为“每月工资都白领”的代名词。十年之前，当上白领就基本等同于登上了人生巅峰；十年之后，白领却成为挣扎在压力边缘的隐形贫困人口。这种语言上的现象，本质上表达的是晚级人类社会存在度倾跌的速度越来越快，以致于最新一代网络代偿缔造出的一些网络用语，老一代都不明白什么意思，社会分化导致的代沟首先从语言分化上就开始表现了。总之，正如书中所言，语言或概念的表意天生带着两项武断：一是作者表意上的武断，这是特定衍存位相下的武断，因为建构逻辑模型就必须把连续的存在根据当下的认知做武断的划分，否则就无法认知——囫囵的一体是无所谓结构的，如辩证的划分就是一种最粗陋的划分；二是读者在接受上的武断，因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认知结构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对作者的理解总会有差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真正的理解一般都是因为有着相同的认知结构、处于相同的生存境况之故。所以，人与人之间，完全理解是不可能的，大致理解已属知己，最重要的是愿意去理解。

显然，靠武断得以成就的语言，既是人与人之间的桥，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墙。能理解就是桥，不能理解就是墙。各学科之间不同的专业语言也是如此，能理解就能打通，就能知同知异，不能理解就无法找到二者的联系，无法完成排序或消矛盾的逻辑处理。语言产生之初的目的是交流，交流的目的就是耦合智质残化以后的思想认知，也就是说，智质分化的同时，简一律决定着思想层面需要耦合归一的整体倾向（即哲学追本溯源的认知倾向），落实在语言上就是用哲学语言耦合分化的各种语言的倾向，这是广义逻辑自洽倾向下哲学可能实现的操作。但因为语言本身的分化加重了交流的难度，广义逻辑失洽的倾向更决定了哲学耦合不同学科认知失败的概率越来越高，但这又是我们求存所必须追求的。而且，社会的运转是生存性状分化耦合的结果，耦合就一定需要跨专业跨行业的沟通以完成社会的整体协作。同时，分工分科越来越细，导致人的认知越来越片面狭隘，即人的认知差别越来越大，人与人的交流沟通愿望自然越来越强烈，这种越分化越复杂越需要沟通又越来越难以沟通的进程是语言的分化发展进程，也是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也就是说，语言的分化作为自然分化同步的进程也是一个在分化中需求耦合、在耦合中加剧分化的正反馈进程。所以，语言作为代偿的本质和工具一样，其分化的程度直接就是其载体递弱程度的表达。

可见，语言的本质就是体智代偿的延伸，是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体现着智质性状的再造倾向（即该怎样创造以及创造什么人造物）。也就是说，站在体质性状的代偿角度来看，语言衔接了智质虚存与类体质实存，既是智质代偿的实现，也是智质性状或类体质性状的预延伸存在。总之，在生存性状分化耦合的社会分化进程中，语言的分化直接就表达了主体存在度的倾跌。哲学从本体论的实体结构存在到认识论的虚体精神存在，再到语言论转向的“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鲜明地表达了哲学的分化过程和社会分化的过程同一，越来越远离本原。所以书中本章最后一句话说“语言引领着思想，深入物质的墓穴”，其意指：虚存彻底压倒实存时，即思想、语言的虚存代偿无限膨胀、一统天下的时候，只表明人类社会的存在度正快速地倾跌而越来越逼近失存的临界点。

注：本章接着上一章开始具体谈智质代偿的类体质特征，说清楚了工具和语言的位相，以此说明智质代偿与体质代偿的续贯性，即智质代偿完全是体质代偿的延伸。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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