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Ⅹ．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这是上述三章的综合命题。（1）

因为，从DNA的角度来看，它已无法通过分子编码的定型生化结构来操纵多变失序的生物行为；从体质的角度来看，它也无法通过简单的生理性状和本能行为来实现头绪纷纭的生存目标；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它同样无法通过凝结成型的物存样态来为生命提供所需日繁的求存条件。故此， 生物必须与它们一起来为自身设置一种手段，或曰“演化派生出一种全新的代偿属性”，使操纵行为的编程得以活化；使性状单调的体能得以分衍；使物质固化的形态得以变构。这就要求赋予后衍生物的智质属性本身必须是一个既可自塑、亦可塑他的变塑性虚体，而且，它还得继承和发扬DNA的使命、体质性状的功能以及自然实存的律令。如此繁复的重重规定和代偿要求集于一身，就形成上述一系列智质本体及其外延性状的可塑性质态。（2）

【乍一看来，智质存在的这种全方位可塑性使它显得强大而有力，但这柔质的形态其实直接表征着载体生物的虚弱。生命演进到智质阶段，它借DNA的编码指令无以自持，借体质性状的局促行为无以生存，它已弱化到这种程度，其行为操纵必须有一个前瞻性的选择过程才能确保与成倍递增的依存条件建立起某种吻合态势，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连这种最起码的物物对接性存在根据都已丧失殆尽，才需要借助于自塑和塑他的弹性耦合来予以代偿。所以，智质的衍存性态应该像水的液体形质那样，非但自体无形，还要浸润或渗透他物，使之同样形毁质柔，以利扩展本身的存在。它因此轻而荡漾，浮而无根；也因此顺势而行，随遇而安；它甘于接受他物的框范，宁可让出高地，向下流渡，却绝不肯自以为是，偏要与他物争个高下。它由此蓄成了冲决阻拦的激流，也由此获得了滴水穿石的势能；由于轻浮，它反而将一切刚物压在身下，由于柔弱，它反而潇洒自如一无障碍。然而，这一切骄傲均来自于任凭摆布而无怨的天性，如果给它一个自己决定自己的情境，则它一定采取守势，静若平湖。（3）

唯其秉此一“道”，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智质才得以洋洋洒洒，故有老子斯言：“上善若水。”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先秦〕老子著，徐澍 刘浩 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文之白话译述以该书之注译为张本。）其意乃说：人活着身体柔软，死了则体硬肢僵；草木生长时枝丫柔脆，死了则变得干枯；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物，柔弱的东西属于生物；所以用兵逞强就会招致灭亡，树木茂盛就会遭受摧折；凡强大者必处于下位，凡柔弱者必居于上位。在人类的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透彻地阐明自然之强与生命之弱的关系者，老子之道学是绝无仅有的一脉。虽然他尚不能透识自然存续由强至弱的递演原理，然而，在弱以衍存的开创性破题上，老子的解答足以显示他对生存的本原所见极深。（4）

东方的黄老之学，一方面盛赞“柔以克刚”的天然之“道”，另一方面箴诫“无为守静”的安分之“德”，由此确立了中国哲思独有的地位，并为远东社会的稳定型文明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以至于在千百种文明类型纷纷灭绝的人类史上（据汤因比推测，人类的远古文明类型约有六百余种以上），中华文明巍然挺拔且“滞”而不夭，自有借助于快速旋动以维持不坠的西方文明所不能理解的道理在其中。（5）

老子借水的柔弱性和可塑性而名“道”诚属高远，然仍失于察之不深，柔之不弱，倘若再向“弱极”推求，则“出世”之行自可休矣。因为水毕竟是无机物质，它比任何生命都稳定得多，人类作为生物中至高无上的弱存层次，他已不能不同时秉持极端活跃的自为属性而存在。从自性质素上讲，他历来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躁烦之中；从依存关系上看，他无时无刻不受到身外事件的扰动。他再“守”，也必须“攻”他物以获取自存的能量；他再“静”，也必须“动”自身以寻求衍存的定位。他有比水还弱的素质，却无与水一般的自足。因此，他应该守静又无可守静，他不宜争强却必须争强。他的天性一反水的静谧，不仅被赋予“能动性”，而且格外“好动”，迹近成“癖”，以至于智质本身简直没有片刻的安宁，纵然潜入梦中，亦须凭空冶游而不止。道家所谓的“致虚守静”其实是对生命弱以“至虚”却无从“守静”之自然规律的误解和浩叹。出于同一缘故，孔子曾经拜谒老子，誉为苍龙，返回故里，却照旧诲人如何做人，断不敢按龙的行色或水的渺茫来指导人生；反过来看，人之为人而不知如何做人，居然另需一番后天的教育和塑造方可安身立命，足见为人之艰窘，亦足见智质可塑性之渊源。再者，儒家理论的核心是“仁”与“礼”，“仁”乃“仁者爱人”，这“爱”正是“爱护”和“爱惜”的意趣，是发自人类弱性深处的自我爱怜的天然倾向；“礼”乃“社稷为重”，这“社稷”正是“群团”与“社会”的意趣，是发自人类残体之间的生机构合的天然倾向。可以说，孔子儒学正是老子道学“弱”而不“虚”的行为化延伸，因此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悲天悯人，终于奠定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系统和社会理论架构。】（6）

至此，我们完成了人类及其社会继前体生物及其前体社会而增长的接点分析和剖面透视：智质存在从A到C的三项嬗变，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序列上的一个并非特异的自然跃迁，也是物质运动递弱演化历程上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代偿层次，它势将造成生物存在的系统性后果：取代了DNA在化学水平上的编码操作，亦即取代了DNA作为生物演进的原始动因，致使生物发展的力度超越了分子构型的束缚而得以高速变构；取代了体质性状在本能水平上的行为规定，亦即置换了社会构合的物质基础，使之由生物性实体变态为超生物性的类体质延伸；取代了自然物演在实存水平上的固有本真，亦即转化为精神性虚拟的依存格局，从而凭借对身外物质的变塑扩渗来实现自然结构社会化和生物社会密构化的代偿前景。而智质存在从Ⅰ到Ⅹ的诸多具体属性，踏踏实实地注定了人类及其晚级社会的生物源性和自然源性，致使人类的生存形态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终于不能超脱自然存在和生物存在的统一规范，亦即人类的一切生存行为和社会变构，本质上无疑属于自然演历和生物社会发展的继续。【自此以降，人类的智性生存一如万物的层次生发一样再度呈现出自我异化的色彩。由于体质性状的先天定型与智质性状的后天变塑之矛盾，人类社会的结构演化逐渐表达为一系列反生命的特质和劫数，换言之，智质性状的后天再造和代偿发展不免把自然设定的衍存偏位线进一步引向偏离，亦即倾向于将宇宙存在从生物质态升格为社会质态，最终使极端复杂的个体生命反而消融在极端均质的自然社会结构之中而不能自拔。人类后来的所有磨难就要从这里发其端倪了，而人类社会形态的结构演进或“历史变迁”，其实早在智质初诞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归宿。】（7）

注释：

（1）本章把前面三章的智质代偿的三个方面九项特点汇总为智质代偿的综合特征——

ABC-10.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

（2）从微观的分子层面，即基因来看，分子编码对人的操纵已到尽头，晚级人类社会的个体之间由基因导致的能力差别极小，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求存需要；从中观的体质层面来看，膜翅目以后的生物，包括晚级社会的人类，并无生理性状和本能行为上的明显差异，个体之间除了性差异，几乎是相对同质的，无法实现更复杂的生存需要；从宏观层面的自然层面来看，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社会，靠体能固化的求存方式无法满足社会成员越来越纷繁乃至苛刻的依存条件。这时，体质代偿走到尽头，需要一种“既可自塑、亦可塑他”的“全新的代偿属性”，智质代偿应运而生。智质代偿以可塑的文化编程续贯基因编程，这使得后天学习成了每个人越来越重要的求存必须；以可塑的类体质（即人造物）的分化续贯体质的分化，让体质相对同质的社会成员因为分工分科的选择（即通过对不同类体质的选择）可以继续分化；以可塑的类体质的变构完成社会实体结构的变构。于是，智质及其性状以其高度的可塑性满足了后续代偿的所有求存要求。

（3）但智质强大的可塑性正是智质载体更趋虚弱的表达。文化编程通过自塑企图达成社会整体与自然实存的有效对接，通过塑他完成对依存条件的创造或重塑（如生产、加工等）以满足越来越苛刻的依存条件，实现自身与依存条件的弹性耦合。所以，智质代偿越来越发展正好表明了人类求存境况的越来越艰难。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境况下，人类必须自我重建一个庞大的形而上的社会（这里的“形而上”指第一百三十八章意义下的形而上，即人类社会仿佛是人凭借智质缔造出来的虚悬于自身上位的存在）才能勉强实现越来越不稳定的依存。

从此，每代人为了继承和发展人类代代累积的知识，需要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基础的通识教育需要所有人完成，高等教育的专业则越分越细，现在更是提出终身学习。即便如此，当下的人类依旧迷茫，因为人类的知识越分化，越需要哲学的整体耦合，越需要通过整体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前瞻性地奠定人类整体依存的原则和指南。晚级人类社会已经丧失了享自然之天成的物物对接的依存可能，只能通过对类体质的缔造，重塑依存主体和客体，以求弹性地实现主体日益艰难的依存落实。所以，智质虚存的衍存质态不仅可高度自塑，演绎各个层级的理想逻辑模型，也可高度他塑，仿佛能渗透世间万物，改造着整个世界。当然，因为人类本就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人类智质代偿所有的特征及其属性功能，归根到底都是大自然赋予的，都是存在性决定的，都是自然的天性或本性使然。但就如同基因最基础的特征是遗传一样，保守也是智质最基础的天性（即智质的遗传性），这本身就是生物乃至生物社会存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不变以实现存续的求存方式，表达着求存以维护存在度为根本诉求。所以，如果真正拥有选择权，智质也好，万物也好，都会选择不变，选择静止退守，因为这就是连本原存在都在追求（只是求而不得）的永恒。这就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我们最根本的天性，那是社会缔造的竞争环境及父母老师的教育甚至后天教育环境下养成的习惯使然，正常的孩子都是贪玩不爱学习的，真正爱学习的孩子是把学习当成了玩乐，而不是基于老师的表扬、父母的期望和竞争的需要。

（4）智质凭着自己的可塑性让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老子凭着对智质特征的模糊把握，以“上善若水”（见《道德经》第八章）比喻智质代偿的状态（即超广延性、超表观性、可塑性）和力量（渗透入万物）。而且进一步以弱点明生命的质态特征：“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见《道德经》七十六章）。换句话说，生命的力量就是存在度弱化后代偿的力量，具体而言就是基因变异、体质分化、可塑智质之科技发展的代偿力量。所以，越前衍的无机存在越处于下位，越后衍的生命越处于上位，才有《道德经》四十三章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更是道尽了智质渗透于万物的可塑质态。老子是世界上唯一对“弱以衍存”有所察觉的人，对比了生命之弱与自然之强，意识到弱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就是属性代偿的力量。这是对于存在度和代偿度最模糊的洞察。接着“无有入于无间”后面，老子衔接的结论是“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翻译下即是说：我由此知道无为的好处。不说教的以身作则、“损之又损”的悟道无为，天下少人懂更少人做到。为什么说“损之又损”的悟道是无为呢？因为《道德经》四十八章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不为”，其意是说：学习知识是知识一天天增加的积累过程，但把知识整顿为“一”（简约原理下的代偿要求）才是得道，这需要把局部的知识在整体的背景下深刻地理解予以消化。所以，学知识是术，得道才是大智慧，大智慧告诉我们最好的求存就是不主动追求求存，最好的作为就是不主动追求作为，最好的学习就是不主动追求知识，只要保守和继承就可以了，无需创新（因为创新意味着存在度降低）。所以老子明确“吾从商”。当我们为学不为道的时候，就会“道术为天下裂”（庄子语）。西方文化走的就是一条为学不为道以致于“道术为天下裂”的路。本来哲学的追求终极是为道，但西方哲学本身也在智质分化中迷失了自己，不再追求终极，以致于科学一日千里，知识分而不合，“道术为天下裂”，再没有合一的时候，直到《物演通论》出现。王东岳老师兼具东西方思维，更深刻理解东西方文化，才能合二为一，纠不同文化之偏，为人类未来的求存奠定了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和前行的逻辑路标。

（5）东方文化讲“以柔克刚”之“道”、讲“无为守静”之“德”，以其保守的素质有效地、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存在度，同时，不追求代偿的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依存关系的平衡，是结构内部各组分耦合关系的改善和平衡（即中庸），有效维护了中国几千年稳定的存续。这是其他文明纷纷凋零，而中华文明“滞”而不夭的关键所在。这与西方文化的求存方向从一开始就大相径庭。这与西方通过极致分化提高代偿度维系其文明存续是完全相反的路径。所以，中华文明作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其限局域获取资源的素质决定了中国就算武力值爆棚的时候也不会侵略其他国家。因为农业文明阶段，地域扩张到一定程度后，更远地域的统治成本会高于统治收益，所以，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绝不会想着掠夺其他小国的资源。而西方文明是典型的工商业文明，其跨局域获取资源的素质决定了其资本扩张的需要。所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引来的只能是疯狂的殖民和资源掠夺。英国的殖民地曾经遍布地球，成为日不落帝国。

（6）无论如何，《道德经》只是一个非证明体系的粗疏逻辑下的宇宙观模型，其中含混之处颇多。在十五章中，作者就同时指出了《道德经》伟大的洞察与失误之处。老子最大的失误在于认为人之道违背了天之道，所以开出“无为守静”的药方，但《物演通论》的纠偏说明了人的一切造作也是自然律运行下的结果。而且，用柔与刚、动与静、有为与无为这样的辩证表述本身就是不清晰的。总之，老子“吾从商”的“守其母”、“归根”的做法长久来看是守不住、行不通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更是不可能。但它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可以有效对冲当下单一的进步论文化。社会的发展本就是自然衍存的一部分，保守的文化可让社会发展以积变型慢节奏的方式相对滞缓地行进，但绝不会真正停滞，更不会倒退。所以，老子只能是思想家，“致虚守静”的合理之处只是停留在个体专注于思考的层面，因为“静”才能“思”，理性逻辑之“思”就是“致虚”的过程，唯有“致虚”才能完成哲学家以存在整体（即万物）为对象追求终极的过程——“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观”非肉眼可完成，只有思想之眼（即理性逻辑）可以完成。思想可以“归根”，思想家的思想可以畅游在本原的思境中，但人类的衍存终究是无法“归根”、无法回到本原（反而离本原越来越远）的。而且，思想家也是社会求存分化出的职业需要，代表着人类的大脑，但思想家本人也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求存，无法单纯地活在本原的思境中。总之，无论社会整体还是成员个体，具体的求存都只能行进在单向度的物演进程之中。

所以，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态度是对社会存在度的有效维护，但只能维护一时，不能保持其不变；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是对社会代偿度的实现，是存在度维护不住下的必然。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和践行。也就是说，老子作为中国的解构文化和孔子的建构文化共同维系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社会结构。孔子之“仁”是对社会个员的关怀，孔子之“礼”是社会整体建构的依据。每个个体都是在文化的后天塑造中成为社会人，并缔造和构成了社会本身。所以，文化之于社会的重要就如同基因对于体质，社会的所有重大变化都依赖于文化潜移默化的先行渗透。

（7）至此，本章“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加上前面三章智质代偿的三方面九大特点的内容，全面阐述了智质及其性状的基本规定，即智质存在仍然是自然存在和生物存在统一规定性下的最后衍代偿的显现。本章的可塑性作为智质代偿的综合特点更是全面表达了智质代偿的特点：A、可塑的文化操纵置换了不可塑的基因操纵；B、可塑的类体质置换了不可塑的体质性状；C、可塑的逻辑变革和类体质再造置换了不可塑的社会结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体质代偿的硬结构决定了个体身心有限的、固定的适应范围，而智质代偿的软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可高速变构，于是，快速变化的文明进程不可避免的导致固化体质的失适应，情况严重则直接对生命产生戕害效应。文明化过程的本身就是以后天文化重塑人性的过程，在许多方面是反先天人性的，因为人就是动物，最深层的人性就是动物性。而且，随着类体质在人类社会实体结构中的占比增加，社会个员越来越变成社会的附庸。所以，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带给个体成员乃至人类社会的所有不幸从智质的觉醒（即自我意识的显现）就已开始。智质分化（科技的日新月异）下逻辑变革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变构归根到底只是社会个员、社会整体存在度衰减得越来越快的愈发残弱的本质彰显罢了。

注：本章进一步总结了智质代偿的三个特征，综合归纳为可塑性：A、可塑的文化操纵置换了不可塑的基因操纵；B、可塑的类体质置换了不可塑的体质性状；C、通过可塑的逻辑变革和类体质再造置换了不可塑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物演进程中，不可塑的体质代偿走到尽头，可塑的智质代偿接续进行，二者的代偿本质相同，但代偿的方式进一步致虚，彻底展现为续存压倒实存（或决定实存、引领实存、缔造实存、重塑实存）的表象。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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