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是智质的性状化表达。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外延：广义地讲，它与“文明”一词没有分别，即它所涵盖的是整个自然衍存区间晚近代偿阶段的人类实存状态或“社会结构状态”；狭义地讲，它仅指智质感应属性尚未实现为物化性状以先的虚存状态或“精神预应状态”。【因此，广义的文化或“文明”即成为智质生物展开为晚级社会存在的总体代名词，而狭义的文明或“文化”却成为人类社会结构系统中之信息子系统的具体专用语。】（1）

 智质的“性状化实现”使智质及其载体残化，从而也使晚级社会的结构演化进程得以展开，这个实现过程既是狭义的文化过程，也是广义的文化产物。换一个较为细致的表述方式，即是说，由于智质属性本身就是物演分化或曰“物存条件化”的感应代偿产物──亦即随着自然依存条件的繁化而不得不繁华起来的信息整合属性──所以，文化活动不外表现为面对信息增量的信息处理过程。犹如物质的分化总是在任一分化衍生质点的基础上继续分化，故而必然呈现出“依存条件的几何倍增状态”一样，信息量的几何级数暴涨乃是后衍性智化存在者无可回避的境遇。须知所谓“信息”就是分化依存物的感应边缘或者分化物的依存边际效应，而这个依存边际效应的智质态落实或性状化表达正是它自身演运的必然归宿。由此不难看出，说“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时代”其实是用错了“现在时态”的病语，因为自宇宙爆发以来，一切存在物都无例外地处于“信息化时代”之中，只不过人类是处在这个“信息繁化流程”的末端罢了。不幸（或有幸）的是，在这个信息繁化流程的末端，作为信息依赖主体或信息处理载体的后衍存在者——人类，已经弱化到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信息感应来实现自身与信息源的直接依存关系，他必须将原本简明的感应一体过程，代偿性地分化为“感”的信息变塑处理程序——即“理性化的感知”过程和“应”的实物变塑处理程序——即“工具的制造及其应用”过程，由此方能达成感应依存的自然回归。这个递弱代偿流程的天演成果之一就是“文化”，它的同步伴随后果就是文化载体的相应分化或曰性状残化，从而让渐趋致密的生物社会整合结构亦将在它的烘托之下扶摇直上于云霄。（2）

可见，与其说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毋宁说它更像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生发基础”，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因为作为“生发基础”的不是表达为性状化的文化成果，而是倾向于性状化的智质属性；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的不是某一现实的社会子系统，而是实体化为整个结构系统的社会存在。【这种情形，就像对于组成原子结构的质子、中子和电子，你不能说何者是该结构的“基础部分”，何者是该结构的“上层建筑”一样。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前核子“基本粒子”的演化产物，而一旦进化为亚原子物质，它们就必然倾向于达成与其衍存属性相吻合的特定质态即原子结构。如果一定要追溯“基础”与“建筑”的序列，则大抵只能这样演示：作为上层建筑的原子以基本粒子为基础；尔后原子本身又成为分子存在的基础；分子的分化构合进而造就出它的上层建筑即生物；生物分化演进的结果就是它的上位建构──社会存在。而各个社会子系统不过是从“亚结构社会存在”逐步跃迁为“结构化社会系统”的同层位分化产物而已。】（3）

之所以会有“自然或科技文化”以及“社会或价值文化”的区分，乃是由于人类在“物质分化流”中依存和人类在“自身残化流”中依存是同一个并行的进程，而且，他们只有在“自身残化流”中将自身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结构实体，才能实现他们在“物质分化流”中的自然衍存。因此，一切人文社会文化最终都必然呈现为自然理科文化的一个侧翼分化方面，尽管这个侧翼对人类而言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亦即人类的最终命运有可能完全系于他们的社会组织是否能够保持安泰。【故，在人类思想史上，“社会”（society）凸显为一个“实体性认知对象”──即独立为“社会学”（sociology）专业──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尽管切身而又朦胧的“社稷关怀”早已有之（中文的“社稷”二字似较“社会”一词贴切，“稷”乃百谷之长，古时奉为谷神，可泛指自然依存物；“社”为土神和祭土神的活动之总称，后引申为社会单元和社会组织，例如“由家而国”。“结社为稷”暗示着“分化衍存之道”的自然规定）。再者，正如孔德所说，人类既往的文化史不外乎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即神学阶段（严格说来应是“宗教阶段”）、哲学阶段（孔德称其为“形而上学阶段”可能更合适）和科学阶段（孔德亦称之为“实证阶段”），不过，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神学阶段属于文明的低分化期，政治、经济、文化几呈浑然一体状态；演至哲学阶段，面向自然的博物学和面向社会的人文学已判然有别，但政教合一、社稷无分等现象提示文明的分化刚刚开始萌动；近代以降，科学的昌盛导致学科林立，文化裂变俨然就是心智残化或曰“智质分化”的直接指征。】（4）

注释：

（1）本章给出的“文化”的自然学定义是：

文化──就是智质的性状化表达。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外延：广义地讲，它与“文明”一词没有分别，即它所涵盖的是整个自然衍存区间晚近代偿阶段的人类实存状态或“社会结构状态”；狭义地讲，它仅指智质感应属性尚未实现为物化性状以先的虚存状态或“精神预应状态”。

这里的“智质的性状化表达”广义上指智质物化为智质性状的社会实体结构，即智质载体，即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存在之“在”，狭义上指“性状化的形而上学存在”，即作为人类社会精神存在之“知”。虽然，二者其实是一体的，后者仅仅是前者的感应属性而已，即后者表达的侧重不同。

王东岳先生在讲“东西方文化溯源”的大课时，为了听众能理解，对文化做了通俗的定义“文化是在特定自然物候条件下特定人群基于谋生的全部行为反应系的总和”，这里的“谋生的全部行为反应系的总和”其实就是指“生存性状”，即主体体智求存行为的总和，所以，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但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求存行为基于我们的智质水平，而我们的行为的结果就是智质缔造的一切人造物乃至社会本身，所以广义的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狭义的文化，因为狭义文化作为“知”本身就是广义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在”的感应属性，二者是不可分的整体存在。故，这个通俗的定义也可以分解为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狭义文化就是特定人群特定生存结构下的特定认知；广义文化就是特定人群缔造的特定的社会生存结构或文明。

王东岳先生在大课中归纳了文化的三个特征：生存结构、思维方式、遮蔽效应。任何文化都是衔接自然分化进程的产物，它实际上表达着外在自然因素和内在人为自发因素的合成关系，这种合成关系叫生存结构。如果再通俗一点把自然因素视为自然环境、把人为自发因素视为社会环境，那么生存结构就是指人类社会存在本身，也就是其特定衍存位相或存在度下的实存状态，这其实也是广义文化的表达。从纵向上看，实存结构状态越来越复杂，内部各层级间的结构越来越失匹配，这本身就是结构代偿效力越来越低的表达，彰显在文化上就是广义逻辑失洽。我们通常说的文化与文化载体不匹配是从横向上来说的，因为文化的适应过程就是一个主流文化衰丧而非主流文化兴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旧文化已经显示出了对载体的戕害效应，而新文化还没有成形，所有人就会处于迷茫之中，以致于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更是持续处于动荡之中。遮蔽效应就是智质的遗传性，这是智质或文化最基本的特性。思维方式是我们文化惯性导致的路径依赖，虽然中国的象形文字曾经导致我们更习惯具象化的思考，但随着进入商业文明阶段我们拼命地学习西方，而汉字的抽象与简化也完全符号化了，也需要虚词、助词等做逻辑关系的表达。所以，现在东西方的文化可交流可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是王东岳先生能写出《物演通论》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

实际上，王东岳老师在大课中对文化的通俗表达还是过于简单了。狭义文化的特征都是由智质属性的特征导出的，狭义文化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的作用类似DNA对有机体发挥的作用（即第一百六十章论述的“智质属性的DNA余绪”）：1、操作性决定了文化需要先行，文化先于制度，文化倾向决定行为倾向；2、遗传性决定了文化遮蔽；3、变异性决定了文化必然发展，但发展是连续的，没有突然的创新；4、重组性决定了文化交流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方式和条件；5、适应性决定了哪种文化代表未来是既定的，由当下的生存结构决定。地理环境决定了特定人群初始文化的特征，这个特征因为文化的遗传性始终会发生作用，但后续的发展和太多其他因素有关（与地理的关系越来越小），文化代偿情况直接表达着文化载体的生存情况。

也就是说，智质作为虚存必须通过文字承载才能交流和代代传承，必须物化为智质性状（即类体质，即包括工具在内的一切人造物）才能实现智质落实在社会分工上的横向协作（即耦合），完成社会结构的依存实现，当然这个实现过程在纵向上表达为智质载体或社会实体的存在度递弱。作为文字传承的智质是狭义的文化，作为社会实体结构存在的智质是广义的文化。换句话说，狭义文化属于人类社会的感应属性，处于第一百六十一章“语言的位格”中指出的“未展开的纯智质虚存属性和实现了的类体质物化性状之间的衔接性位置上”。被文字承载以后的智质，是人类感知的工具性延伸，仅仅属于“精神预应状态”。广义的文化即文明，是狭义文化物化（或落实）为实际生存中的智质性状（即类体质性状，即包括工具在内一切人造物）以实现生机重组的结果，即社会实体存在本身。所以，广义文化就是社会结构存在本身，狭义文化仅指其中的文化子系统。虽然，文化、政治、经济在社会实体中是不可分的一体存在，但我们分别讨论时就已经武断地做了区分，这是基于我们认知需要的必须。

狭义的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感应属性，归根到底是自然分化流程中随着后衍依存条件不间断倍增而从理化感应属性、感性、知性、理性一步步代偿增益至人类晚级社会的求存的必然结果。所以，狭义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晚级社会分化的产物，但它也是促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二者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因为文化和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实体始终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是同步发展的。任何分割开来的表述如“智质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都是人类基于认知需要、基于文字功能的限制以及逻辑本身的规定或限制不得已的一种表达方式。换言之，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归根到底是一回事，狭义文化的区分只是相对于同样狭义的政治和经济而言的。

总之，狭义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知”，广义的文化就是作为“在”的人类社会或人类文明本身。“知”是“在”的感应属性，二者本属于一体。只是随着这个“一体”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和庞大，“知”越来越丰化，以致于凸显为单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一如精神丰化到一定程度凸显为单独的“精神存在”，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

（2）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庞大以及同步的“知”的丰化，使得整体的依存步骤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智质性状成为社会实体或智质载体的一部分以后，社会的分化主要展现为智质分化和智质主导下的智质性状分化。从智质到智质性状的过程即智质的“性状化实现”过程，就是狭义的文化落实为广义的文明的过程，横向上展现为社会结构的依存实现过程，纵向上展现为社会的结构化进程或人类的文明进程。换言之，文化发展进程和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发展进程同一，都是物演进程在社会阶段的衍存产物。

事实上，从最初的理化电磁感应到单细胞质膜上的物能交换流程，再到人类社会文化的高速变构，感应属性一路分化增益，这是一个与自然衍存分化进程同一的信息繁化流程。人类作为最后衍的存在仅仅处于这个信息最繁华的流程末端罢了，所以我们所说的信息化只是信息的显化而已，只是人类的“知”在高速的智质分化与变构中越来越膨胀，我们谓之“知识爆炸”乃至“信息化时代”。

所以，信息的本质仅仅是分化物之间的依存信号，人类的信息繁华仅仅彰显着自身存在度越来越低下的自身依存越来越艰难，具体表现为依存的复杂化和混乱化。在文化代偿上彰显为分科导致的认知越来越狭隘和知识的含真量越来越低、代偿的有效性越来越低，即广义逻辑失洽地越来越快，逻辑变革的速度加剧。由此导致在对外依存的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的证伪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无效；在对内依存的社会学领域，人对自身的认知及价值判断越来越茫然。这使得整个人类社会陷入对自身的“伪在”和“危在”状态毫无觉察的盲存状态，这里的“伪在”指科学的含真量锐减、“危在”状态指人类社会因为存在度急速降低而失稳程度加剧、依存难度加大。

而且，感应属性的增益过程尤其是人类信息的急剧分化导致我们从感应一体的耦合状态转变为感、知、应的中间步骤越来越复杂和漫长，以致于理性之“知”成了单独的预应程序。而且应的目标最大，预应的过程越长越繁琐。科学之“知”是局部的“知”，整理的信息量有限，因为其“应”的目标小而具体，完成的是局部的依存；哲学之“知”是整体的“知”，是在最大范围内整合人类的“知”，其“应”的目标也是整体人类面对整个自然的“应”，维护的是人类的整体依存。

从自然进程下的整个感应属性分化进程来看，人类文化的结构化进程只是其最后衍阶段，是属于人类社会的感应属性或“知”的分化进程，也是信息继续繁化的进程。人类的文明进程历尽前神学、神学、哲学、科学四个阶段，而文明化的智质求存必须在一个终极画面上，既必须建立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在一个世界观图景上找见自己的位置。这是信息繁化以后，人类整体与自然依存必需的预应程序，因为人类不能只是点状地和世界依存（即耦合，即对接），没有整体认知的点状依存很可能因为主体认知的狭隘导致错误的行为。而且，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建立了世界观模型，就是人类文明化的标志。

国学是目前仅存的前神学文化，表达为人在自然之中，天人合一，其保守的特点表达着它的原始性、稳定性和代偿的高效性，其价值在于作为人类的最初文明，更接近本真。它的代偿效力最高，稳定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存续。西学包括后三个阶段，是丢失了前神学文化基底的，沿着神学、哲学、科学快速发展的进步论思想文化，其激进的特点表达它的失位性、失稳定性及代偿效力越来越弱的代偿无效性倾向。相对而言，神学代偿效力最高，所以才缔造了上千年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哲学、科学代偿效力依次降低，因为哲科思维下的精密逻辑模型比前述前神学、神学文化的非精密逻辑模型具有更高的致密性、延展性，即越精密越快被证伪，从而能更快地延展出新的逻辑模型，所以，精密逻辑模型具备高分化素质。人类的文明之河就是在逻辑模型的延展中流淌的，所以，精密逻辑促成了人类文明演化进程的加速进行。

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是特定生存结构的铺垫下基于求存需要而产生的。思想家只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他使得人们在特定生存结构下的盲目操作，变成思想指引下的理性条例化操作，从而使这个操作能够有明确的方向并完整、有序地持续进行，这就是文化必须先行的原因。虽然思想家只起到这样一点点作用，但这一点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影响巨大了，因为他调整或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有效延续了人类的存续，实现了文化的求存功能，因此被列为伟人之首。

（3）本段通过原子中质子、中子、电子间的感应属性关系说明整个人类社会中，狭义的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内外感应方式，文化的代偿升级伴随为社会结构化的同一进程。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同层级的分化关系，没有彼此的决定关系。所以，非要区分一个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话（这种区分本身就不严谨），所有子系统都是整体系统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整体系统结构是所有子系统的上层建筑。这在一百六十四章乃至第一段的论述中都予以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4）人类的知识之所以有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学知识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在“知”的分化中割裂了“知”的整体性，从而也割裂了自然与社会，最终导致事实与价值的割裂。最明显的就是人类当下，面对整个世界的所有事实，大多数人越来越茫然，既往的价值判断已经失灵，当下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判断除了如王东岳先生这样的哲学家，几乎都失去了方向。这就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在科学时代只分化不耦合以致于看不清作为整体的自然存在，进而也就看不清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局部存在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更遑论人类该何去何从了？！西方哲学的没落也源于西方哲学在人类知识的分化包括哲学自身的分化中丧失了耦合的目标和能力（即追本溯源、统一整体认知的能力），以致于人类迷失在科学的狭隘认知中，缔造了当下越来越严重的系统危机，尚不知根由。按书中的说法就是：人类在“自身残化流”中耦合——无论是分化以后的“知”的耦合，还是在“知”的指导下的分化以后的社会结构的耦合——的越来越艰难，依存实现越来越难以达成。而“自身残化流”的横向依存实现就是人类在“物质残化流”中的纵向衍存实现，二者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只不过，“物质残化流”侧重于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外向依存关系，“自身残化流”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构内部的内向依存关系。当然，这种内外的表达仍然是出于认知的需要，实际上它们是一体的或同一进程。这种类似的说明已经重复多次，是读者需要自行领会并举一反三、从根本上加以把握的。

前述第一百五十二章中也提到这个自然演运的社会化进程中，社会压力逐步置换了自然压力，但社会压力下“自身残化流”的横向依存实现同时就是自然压力下“物质残化流”纵向衍存落实，所以，二者表达的是同一自然进程，任一生命承受的压力是守恒的。

另外，第三十一章曾明确指出“凡是割裂形态的存在，都是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是疏浅的观念存在。譬如物质实存与精神虚存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妄争、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隔离、以及诸如Ｔ·Ｈ·赫胥黎所谓的‘自然过程’与‘园艺过程’的分野等等。甚至应该说，就连割裂形态的疏浅的观念存在本身，都是观念载体的代偿性存在方式或代偿性存在阶段而已”。这段话也充分说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对立或区别全源自于社会学把自身隔离在自然科学之外。而它得以发生的原因就是第五十七章指出的“人类‘存在性’的失稳或失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唯一源泉”。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的存在度越来越低，其失稳或失位的衍存位相决定了自身依存的愈发艰难，表现在“知”的代偿上就是知识分化越来越严重，但知识耦合越来越困难；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结构分化越来越复杂，而结构的耦合——无论是局部的耦合还是整体的耦合——都越来越艰难。如美国一会儿引领全球化，一会儿反全球化，就是因为自身依存越来越难；整个人类的全球化如此反复乃是因为整体的全球化耦合比局部的依存或耦合更难。（注：依存、耦合在内涵上完全一致）

所以，人文现象归根到底是自然衍存的结果，是自然衍存特定的社会化阶段的衍存结果。不同的物候地理条件导致其衍生出的文化或文明也有所不同，如东亚中原的典型的农业文明和古希腊的半农业半工商文明很多地方有着完全相反的巨大差异。人类的智能禀赋与其他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其理性的发展都只是为了求存，都不过是前体动物类人猿的动机行为和推理能力的稍稍延伸罢了。但人类通过学习把自身智慧余量极致地调动和延展（如古希腊哲学的追求终极就是把非生存需要的理性余量调动到极致，非生存需要之理性是生存需要之理性的余量），使得自身的智质分化和发展以远超过基因变异的速度发展，人类虽视之为“文明”，但它其实仍然只是自然分化在智质层面的分化延续，甚至可以直接说文化基因的功能就是体质基因功能的继续。所以，人类文明与动物智化求存之间其实原本就没有明确的起始分界线。人类的文明进程只是自然的生物进程的一致展开与顺势发扬。或者说，人类的文明化过程就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就是自然演运的一部分。

总之，文明（广义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狭义文化）的分化过程，从前神学的“天人合一”到神学、哲学、科学，人类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但个人的认知却在分工与分科中日益狭隘。而且，任何局部的认知都必须以整体认知为基础，没有最大视野的整体认知，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局部。社会学诞生于人类自我求存的需要，即只有认清社会的本质才能实现依存，但要认清社会的本质，就必须把作为局部的社会存在置于作为自然存在的整体之中，基于自然的发展规律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社会学只能是自然科学特定的侧翼延展。中国前神学文化下的“天人合一”的认知使得我们最初的社会学萌芽主要表现为社稷关怀，“社”代表内部社会结构的耦合，“稷”代表由天决定的农业依存。所以，这个阶段的自然和人没有割裂，人始终敬畏着自然，面对任何社会活动中的依存失败都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天道。而此后从神学、哲学到科学，人和自然越来越割裂，以致于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自然的主宰，喊出了“人定胜天”的恣意与张狂，殊不知自然赋予人类的这份恣意与张狂，只是人类内里（即存在度）越来越虚空，不得不靠外在代偿略作弥补的无奈，一旦内里被彻底抽空，天地间怕就没了人类的立足之地。所以，清醒地认清自身的危存地位，是当下人类整体认知的基本需要，唯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认知，人类才可能在依存过程越来越漫长繁杂的迷茫中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这也是《物演通论》这本书的重要性：唯有通过递弱代偿原理重塑人类的基础认知，人类才可能基于文化的改善而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这里之所以用改善而不是改变是因为递弱代偿的总规律是不变的，只是不同的文化倾向会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人类这几百年由西方主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进步论文化只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特定阶段的一朵浪花，终将被新的浪花取代。

注：本章把既往属于人文概念的“文化”还原为自然哲学下的概念，从而说清了文化的前世今生和其内涵范畴，从而让我们明白文化的重要性。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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