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自然社会结构的嬗变跃迁或晚级社会结构的暴烈变革是也。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涉及分化结构的重组或结构演进的分化，而不以“暴烈形态”为据，须知悄然渐变尽可以扭转乾坤，而瞬间暴动亦可能终于不过是旧结构的再造。之所以还要将“暴烈变革”的表观形式列为“革命”的要点之一，乃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化进程迄今尚未完全摆脱“阶级分化”的粗糙运转格局之故。【其实，有史以来，不动声色的深层“改良”历来是生物社会变构的底气所在和主流形式，从操纵体质性状变异的“基因突变”（即“生物分子变构”）导致初、中级社会进位，到撬动智质性状变异的“逻辑变革”（即“科技知识创新”）导致晚级社会变革，谁能说这些平和而又不起眼的“小动作”不是一系列真正引起沧桑巨变的“大革命”呢？】（1）

即使仅从社会结构表观运动的层面上看，“革命”的历史业绩也不免呈现出这样一种走势：愈激进的社会革命愈显其变革效果之低下；反之，愈温和的社会革命愈显其代偿变构之强劲；有史为证：最早的社会革命运动当数团藻细胞们在聚散两级上的一次次尝试，此时的变革题目可谓大矣，因为它的“政治纲领”简直是在“要社会”抑或“不要社会”之间进行抉择，其结果是，“团藻革命者”通过反复“起义”所建立的“新社会”终究不过是“旧社会的原版”；其后，中级社会的动物们随着生育周期的波动而时聚时散、或分或合，此时的变革题目相对缩小，因为它的“政治纲领”无非是在“何时参与结社”或者“如何重建社会”之间进行抉择，其结果是，“虫兽革命者”只能通过自身进化的种系变异途径方可达成“幅度有限的社会组织革新”；待到人类登上晚级社会的文明舞台之际，他们已经根本无从讨论诸如“要不要社会”以及“何时参与社会”之类的大课题了，只要能够身不由己地融入某一“阶级集团”，各人就必须糊里糊涂地──美其名曰“忘我地”──为之奋争，以求仅在“社会结构的些微变动”之间确立自身的社会存在位置，此时的“政治纲领”无论怎样花里胡哨，其激烈程度着实较前大为逊色，不过，“革命调门”虽降，“变革成效”卓然，因为毕竟只有这种革命真正可能落实为当下见效的“社会变革”；再往后，“革命”倾向于蜕变为“改良”，此举虽令大义凛然的革命者所不屑，但每一点“隐无声息的改动”都必将随着自然社会史的演进而愈来愈可能产生出“轰然作响的变局”。【这里提示，“革命或改良的激烈程度”与“社会存在的动荡程度”是全然不同的相关概念，通常，需要越激烈的革命运动方能改造的社会必定是越原始、越稳固的低级结构态社会存在，反之，越不需要激进措施即可使之发生变型的社会必定是越繁化、越失稳的高级结构态社会存在；换言之，“社会革命的暴烈状态”必与“社会结构的稳定状态”互为表里，亦即“社会结构的失稳程度”必与“社会改良的轻易程度”适成正比；于是，相应地，在生物社会结构嬗变的总体进程中，“社会革命烈度递减”与“社会变革成效递增”由以呈现逆向演动之势──此乃递弱代偿原理在社会革命上的变态表达。】（2）

由此进而可以推定，“社会革命”的趋于缓和必以“社会常态”的动荡加剧为背景，即社会动荡的周期性必将渐次缩短乃至消失，社会结构的失稳态必将愈演愈烈乃至崩溃。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频发程度”与“社会结构的稳定程度”成反比，“社会结构变动”将以加速度的演运方式完成它的自然实体化进程，且将借助于远比“阶级分化”更细微的分化载体来实现它的“革命宏图”。【这里提示，革命形态虽由“暴烈”而至“温和”，然社会代偿的潜隐作用力却由“温和”而至“暴烈”，亦即社会“对生命的代偿维系力度”或曰“对生命的生杀予夺权能”倾向强化──此乃等价代偿原理在社会革命上的变态表达。】（3）

注释：

（1）本章给“革命”下的自然学定义是“自然社会结构的嬗变跃迁或晚级社会结构的暴烈变革是也”。

“自然社会结构的嬗变跃迁”指社会结构分化代偿每一步的实现。实现与否，与其形式上的温和与暴烈无关。如中国几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次天下混乱，缔造出一个新王朝，社会结构或政治体制并不改变，虽然换了时空和人，但社会的质态与旧王朝无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本上处于自我遮蔽的状态，没法参与文化的重组和变异，即实现文化发展与创新。佛教传入中国是一次例外，因为佛教和中国文化契合度高且有效弥补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缺失而被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次例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的铁蹄下，面对种内竞争的失败，面对亡国的危险，中国第一次主动选择学习西方文化。正是因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中国快速完成了社会结构化的部分转变，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转变。但中国政治、文化的惯性力量，使得中国的商业文明状态或社会结构与西方还是有明显不同。这使得我们一方面可能避免西方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也必然会有着自己特有的问题。

西方尼德兰革命（1566—1609年）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随后，英国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1688年）实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再后来，欧洲通过极为暴烈的法国大革命完成从半封建、半君主专制社会的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因为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摇篮）。这些，都是落实为社会结构分化代偿的真正“革命”。

当然，西方也有很多并没有实现社会结构跃迁的革命。正如《人类的没落》所言：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免陷入两重灾难：一是随机的动乱或动荡，成与不成，皆属瞎折腾；二是侥幸变革成功，则立刻进入下一轮更大的灾难，那就是愈发失稳也愈发紧张的社会晋级。（第一种情况如东亚各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农民起义，或如西欧近代迭次发生的市民动乱；第二种情况如奴隶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或如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欧洲动荡和持续性社会紧张等。此外，哪怕是那些悄无声息的革命，譬如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其结果也与后一种情形别无二致。）

本章之所以在“革命”的定义中加入“晚级社会结构的暴烈变革”，一方面是为了和我们通俗认知中的“革命”有所关联，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社会尚未摆脱“阶级分化”的粗疏运转形态，如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

但越是相对低分化、高稳定的人类社会其迭代升级越离不开暴烈革命，而真正极度发达、极致分化的社会反而不需要任何暴烈的革命运动，因为人类晚级社会的结构化升级（即分化实现）是通过智质性状的分化完成的，任何阶级革命只是表面的形式，若没有实现智质性状分化耦合，社会结构就没有本质改变。而越是科学发达的国家，越不需要表面暴烈的手段，反而是通过科技、金融和经济手段甚至于政治手段更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以致于智质性状分化耦合的方式最后向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方向运转，因为这才是资本收益最大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最后运转形态。

（2）哪怕从整个生物社会变革的表观趋势来看，也直接表达为：越原始、越稳定的社会变革烈度越强、周期越长但危害越小，越后衍、越失稳的社会烈度愈小、周期愈短，但危害愈大。

最早的“团藻革命”纲领是“要社会”或“不要社会”，其社会变革烈度是最高的，但团藻细胞聚合成团藻作为社会仍然是同质的，和原始单细胞生物社会一样，所以效果最低；其次的“虫兽革命”纲领是“何时参与社会”或“如何重建社会”（即随生育周期而时聚时散、或分或合），其社会变革烈度明显降低，而且，中级生物社会的“虫兽革命”最终是通过基因变异下的种系变异来最缓慢的、幅度最有限的实现社会结构的变革，所以其效果也不高。也就是说，中级生物社会的变革必须依靠“体质性状”的变异才能真正实现，也就是必须通过“体质性状”的分化耦合来实现。而晚级人类社会的结构化进程是通过“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来实现的，而智质性状分化耦合的变构速度比体质性状分化耦合快速的多，由此决定了晚级人类社会的稳定性越来越差，社会动荡的振频、振幅越来越大。在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时，有了阶级阵营的划分，有了阶级革命，此时的革命烈度明显降低，没了初级生物社会和中级生物社会的宏大主题，此时的“革命调门”虽降，“变革成效”却卓然，因为毕竟只有这种革命真正可能落实为当下见效的“社会变革”，而无需依赖周期冗长的基因变异。随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集团利益无从体现，暴烈的革命运动也就无由发生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动荡的减轻，因为当社会变革的方式从“革命”倾向于逐渐蜕变为“改良”时，“隐无声息的改动”却能产生出“轰然作响的变局”。如任何一场科技革命对社会结构的改变都是翻天覆地的。此时，社会变革的烈度越来越小、周期越来越短、效果却越来越大，且危害也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动荡。

总之，社会结构的失稳度与社会改良的容易度互为表里，越后衍的社会越不稳定就越容易改良，越容易实现社会结构的迭代变迁。所以，与其恐惧暴烈的革命，毋宁恐惧无声的改良。悄无声息的改良比暴烈的革命更迅速的把人类社会带入失存的临界点。人类社会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动荡。

这正是递弱代偿原理在社会革命上的变态表达：随着社会存在度递弱、社会稳定度越来越低，社会的变革需要（即代偿需要）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容易，且效果越来越明显，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动荡与失稳，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如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的发生、发展，就比以往任何变革来的无声、快捷、高效的多，它是社会递弱失稳的产物，同时把社会导入更加急剧递弱失稳的状态。而区块链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以更快的速度消解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极速分化，实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当然，这中间必有反复，因为全球一体化的真正实现还依赖于文化和政治的同步改良。

（3）在生物社会的结构化进程中，社会成员的存在度越来越低，社会结构代偿性越来越繁化。而社会结构的繁化正是通过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来实现的。智质代偿或科技革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隐变革（代偿）方式彰显的是无比强大的代偿效果（即代偿量），也就是变革形式上越来越“温和”，变革的结果却越来越“暴烈”：社会和社会个员的存在度都快速失落，以致于社会个员的生死存亡完全仰赖于这个振频振幅越来越大的动荡社会。这是等价代偿原理在社会革命上的变态表达：个体存在度的进一步丧失，全由智质缔造的社会实体结构（包括一切人造物）来代偿，所以，社会度弥补着所有个体趋近于零的存在度，社会整体的运作决定着所有个体的存亡。也就是说，每一次科技革命带给人类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表达了人类对科技所创造出的新世界的进一步依赖，而这个新世界本身却因为存在度越来越低而越来越难以依赖。所以，人类越来越骄傲的高科技生存方式，只彰显了人类社会整体和个体更加残弱的存在本质而已。也就是说，生物社会的结构化进程中，社会革命越来越温和，但对社会成员的生存维护越来越无力。它本质上表达着智质代偿的暂时有限性和终极无效性，亦即代偿效价与存在效价在智质革命这个角度上的等价原理。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革命。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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