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社会结构未能切合的激化反应，或者说是社会结构达成切合的方式之一亦无不可。仿佛某些化合反应必须经由燃烧过程才能实现一样，在这里，“人”或“由人组成的集团”一如“分子”或“分子集团”，说到底，它们都不过是借以贯彻自然残化构合律令的基本素材而已。所不同的，仅在于各自身处的代偿位相不尽一致，故而才造成此类“同源不同构”的物质运动形态居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怪乎老子有兹慨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 第五章）意思是说：人如万物，统统是祭祀天道的牺牲；万物如人，人道不过是天道的前驱。】（1）

生物种群内外早有“战争”，对内要争夺配偶和地位，对外要争夺领地和资源，所用武器虽然仅限于体质性状的爪牙，但其实与智质性状的刀枪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战争的规模”太小，以至于承载不起“战争”这个词符的千钧重荷。而“战争”之“重”，无非“重”在物演代偿的层层叠加上，即战争本身直接显示着生物晚级社会的递进构成：“氏族之战”预示着氏族边缘的被抹煞和氏族之间的相融合；“部落之战”进而促成了部落联盟的形成；尔后步入“国家存态”，其间的阶级分化倘若失于协调，则以“内战”措施使之重归切合或使之发生变构，至于“国家之间”的“对外战争”，本质上与动物种群之争或原始氏族之战无异，尽管它不免受到国内各种复杂的分化要素的影响。于是，相应地，战争的级别也就层层上升，从局域性的小集团纷争、演至地域性的国家攻伐、再演至全球性的世界大战，由此预示着国家边缘的被抹煞和国家之间的相融合业已迫近眼前，或者说，预示着人类这个生物种系的社会结构化进程行将进入全面切合的一统实体阶段。【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此言不谬，但要真正理解这个提法，则“政治”的词意就必须建立在“智质生物残化整合”的整体概念上（参阅第一百六十七章），即“政治”是一切人文现象的总和，而不是某一种人文特性的抽象。故此，战争可能以任何一个具体事由或任何一个社会范畴为策源点，包括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视野在内，只要在这个策源点上所暴露的是“社会结构未能切合而又必须予以弥合”的裂隙就行。】（2）

当然，使社会结构得以切合的方式很多，之所以非得运用战争的手段不可，乃是由于社会构合组分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某种渐演而成的可变塑性，这种情形恰与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战争几率递减现象相一致，即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或社会结构弹性的提高，战争的社会构合效果势必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故，在相对圆满自足的“氏族或部落之间”尽可以“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语），然一旦往来而生纠纷，战争大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延至“国家或阶级之间”时，越原始的国体形态和越原始的阶级矛盾越有必要刀兵相见；可以预料，“未来的国家或后国家社会”以及“未来的阶级或后阶级社团”将越来越难以发动战争，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后果越来越不好消受，更是因为战争的社会化效益倾向于逐步丧失的缘故。】（3）

由此看来，“和平”的前景是大有希望的。不过，依据“社会结构度”或曰“社会紧张度”必然升级的规律推测，“战争的自然化解进程”大概恰恰被“社会的张力递增进程”所置换，亦即“前线无战事”正好被“后方战无休”所代替。（4）

注释：

（1）本章对“战争”下的自然学定义是“战争是社会结构未能切合的激化反应，或者说是社会结构达成切合的方式之一亦无不可”。

换句话说，战争就是社会结构分化耦合或内部系统匹配出现问题时的特殊耦合方式，亦即战争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耦合失匹配。如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社会的稳定源于皇权的稳定。根据第一百四十九章社会公式S=ER，皇权弱化就等于政治子系统出现问题，S值下降，必然就会通过政权更迭、藩镇割据来调整。唐朝安禄山叛乱就是因为地方势力强大到足以与皇权相抗时，安禄山妄想拥有皇权使然。此后，藩镇割据一直是中晚唐的重大问题，并一直因此战争不断。唐德宗李适继位后一直想削藩，但皇权已被削弱，在皇帝军权不足时强行发动削藩战争，导致了四镇之乱，加上内部关系处理不好，又导致“泾原兵变”，使得唐朝又一次摇摇欲坠。后来，唐宪宗李纯重用李愬，李愬雪夜入蔡州，活捉吴元济，震慑了其他藩镇，才使各藩镇诚服，解决了君主专制社会结构下因皇权弱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内部不稳定的问题，一度有了“元和中兴”之局面。总之，战争就是调整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特殊手段或耦合方式。社会结构出现问题是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前提。

任何存在都是结构存在，且是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结构存在，一旦内部的平衡和稳定被打破，就需要一定的方式，包括战争的方式去重新耦合。由此可知，战争的作用和目的就是让内部失耦合的社会结构重新耦合成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存在以实现其存续。但战争和阶级斗争一样可能实现社会结构的嬗变跃迁——如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使得政体从商朝的部落联盟升级为周朝的分封建制，秦王统一天下的战争使得周朝的分封建制升级为君主专制，也可能完全是旧有社会结构的延续——如中国几千年间历次农民起义乃至割裂后的诸王混战，因为没有新的执政纲领，哪怕重新统一，也只是旧王朝政治结构的延续。

万物同源同质，其本质区别仅是存在度的区别，彰显在实体结构上就是随着衍存位相的后移而逐层累加，从基本粒子结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逐层分化，一直分化出最后衍的晚级人类社会结构。所以，人与万物都是本原存在分化求存的产物，而晚级人类社会作为最后衍的存在，必定最先因为代偿充足而失存（失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偿不足，一种是代偿充足但已无效，即存在度趋近于零）。于是，人类社会扮演的人道演进不过是天道的延续，人与万物的生灭都是实现天道的方式。而试图改变社会结构关系的人间战争与剧烈的化合反应改变原子间的关系一样，都是重置自身内部结构的耦合方式。所以，战争，归根到底就是改变或改善、改良社会结构的特定方式。

（2）战争的本质是竞争，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竞争史。竞争分为种间竞争和种内竞争。采猎文明的氏族社会阶段，主要是人与动物的种间竞争，这种小规模的竞争维护着生态的良好循环，故氏族亲缘社会维系了三百万年。而后，人类靠共同的理念（即赫拉利“虚拟的故事”）高效协作，再无其他动物是人类的对手，人类毁林造田，毁田建城，进入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种内竞争。种内竞争的目的是达成资源的重新分配，改变社会内部的耦合关系。

农业文明阶段，人类依赖特定的土地资源求存，任何利益集团的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土地资源的竞争，即通过战争开疆拓土。由此，氏族之战把氏族融合成部落，部落之战把部落融合成部落联盟，再往后，才有了所谓“国家”。“国家”也从此成为利益集团竞存的最高单位。

工商业文明阶段，人类通过资本跨地域获取资源求存，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以土地为目标，而以土地上产出的最大化财富为目标。所以，这个阶段的竞争范围没有了土地的限制，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土地而是土地上人们通过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能创造的财富。如当年英国通过资本进行全球殖民，不惜通过战争也要打开中国的国门。但殖民者要的不是你的国土，而是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和土地上的人们能创造的财富。所以，在通过殖民才能掠夺到最多财富的时候，胜利者宁肯殖民而不是直接占有土地，因为直接占有土地会显性引发很多矛盾和问题，统治成本和难度都奇高。由此，工商业文明阶段的战争注定是世界性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加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从此，美国倡导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进步论文化成为主流。

所以，战争一般特指文明史中后期的种内竞争。对具体的国家或人群而言，又分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对内战争协调不同阶级间的资源分配矛盾，对外战争抱团共同为集团占有更多资源、攫取更大利益，个人也因此获得更多利益。这个抱团攫取利益的最大“集团”，在氏族社会是“氏族”，而后是“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战争规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升级，最后演变为世界大战。在冷兵器时代，哪怕遇到动辄屠城的暴君，也没有能力灭绝人类；而在核武器、生化武器包括人工智能武器充斥的今天，高科技已经赋予了战争摧毁人类、灭绝人类的力量。所以，一方面，只要种内竞争的压迫存在，人类代偿的脚步就不得不加速，并演绎成人类的现代“进步”观念和现实“竞争”格局；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的内部竞争虽然越来越激烈，在事关全人类存亡的系统危机面前，合作的需求更强烈。如何消解内部竞争、消解人类的战争是人类需要凭借智慧去面对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社会结构随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的进程，最终必将进入国家消亡的全球一体化结构，这是人类有可能减缓代偿的前提，也是维护全球一体化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同时，也是战争消亡的前提条件。

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里把“政治”换成“经济”和“文化”（广义的文化）也成立，表达的都是智质生物以及其创造的智质性状的残化耦合，当然，这个耦合后的整体就是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切人文现象的总和，或者说，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本身。总之，战争的目的就是更好地达成社会结构的分化耦合，所以，只要耦合本身出现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文化）哪方面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战争。

也就是说，战争的原因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文化）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的失耦合。根据第一百四十九章社会公式S=ER，社会度S的变化必须与生物生存度E、社会分化系数R相对应，亦即S＝ER。如果不能对应，社会结构就可能通过战争这样激烈的方式予以重新耦合。

在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中，R系数是相对稳定的。封闭系统下的中国，或者随着皇权被削弱时通过藩镇割据的内部战争来调节，或者随着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通过内部战争如农民起义来重新耦合。前一种皇权被削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子系统出了问题，S值相对偏小，或者说社会结构代偿不足。这时就会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内部动荡的状态，甚至导致天下大乱，这种情况在唐朝中晚期最严重，如安史之乱就是这种情况。再如周天子统治能力下降也是这种情况，势必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直至秦朝统一天下。所以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维持天下秩序最好的方法，但最后天下终于还是三分，但三分以后又最终三国归晋，这是因为中国的生存结构决定了大统一国家是最有效率的社会求存方式，所以分久必合。但皇权不可能永远巩固，人口增长与资源限制也是永恒的矛盾，所以合久必分。总之，虽然社会结构的动荡中会出现S值相对偏小的问题，但社会会自发地通过政权更迭或合久必分的方式维系住S=ER，否则社会结构必然崩溃。这里人类社会的政权更迭或合久必分和蜜蜂社会的“换王政变”或“自然分蜂”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后一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S值相对偏大的问题。这种情况指社会结构代偿冗余或经济子系统的能量供应出现问题。须知，维系社会结构是需要能量或资源消耗的，越复杂的社会结构能耗越大，而特定的文明形态下的资源供应是有上限的。如古代中国作为最典型的农业文明体，其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出现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土地兼并严重的朝代问题更大，所以任何朝代到一定阶段都需要抑制豪强、减缓贫富分化，才能给最底层的老百姓以活路，否则靠天吃饭的农民一旦灾年无收，只能揭竿而起另谋活路，从而天下动荡，王朝更迭。所以，农业文明阶段的社会周期性动荡曲线的起伏与人口曲线的升降完全吻合。当然，这个问题在商业文明阶段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继续上演，当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资本无从逐利，供、需无法匹配，经济危机必然爆发；而且，商业社会消耗的自然资源数倍于农业社会，这使得人类在面对内部经济危机周期缩短的同时，还最终需要面对外部的自然环境问题，而传统通过科技升级来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只会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系统化的加剧问题本身。两相逼迫，人类的文明必然转型。总之，虽然社会结构的动荡中会因为经济子系统的问题导致S值相对偏大，如资源供应不足或供需不匹配，无法维系现有的社会结构，但社会会自发地调节，如农业社会通过抑制豪强或发动战争减少人口来调节、商业社会通过政府行为或经济危机下的企业倒闭来调节，从而维系住S=ER，否则社会结构必然崩溃。

当然，因为中国社会的文化逻辑模型没有变革，所以在君主专制的几千年里，无论哪种情况的战争，都没有实现社会结构的跃迁升级，而是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中重复着前朝旧制的社会结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了。近现代的西方因为逻辑变革的速度或者说社会分工分科的速度加剧，也就是R系数增加，导致E值下降，必然需要S值增加来代偿，甚至直接通过对外的侵略或殖民来弥补E值的下降以求代偿。

总之，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内部耦合问题可能彰显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任何方面。所以，政治、经济、文化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能成为战争的诱因，因为任何诱因深层表达的都是社会结构内部失耦合的问题。当然，社会结构内部失耦合的问题在封闭系统下只能通过内部战争来调节，中国封闭系统的农业文明状态通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调节。而开放系统下常常通过外部的掠夺乃至战争来解决，西方开放系统的商业文明状态通过殖民掠夺乃至侵略战争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代偿或解决方式。

（3）人类晚级社会中，随着智质性状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即人从对人的依附变为对人造物和财产的依附，社会内部耦合的弹性越来越高，故，对利益的攫取越来越不需要战争，如抽象的金融战争更能实现利益的攫取。随着人类未来一体化的趋势，战争的几率递减，战争的收益递减。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分化进程中，战争的几率和效力都是递减的。对于社会结构的内部纠纷，越前衍的人类社会越依赖于战争来解决，越后衍的人类社会越只需要通过科技竞争就能解决。

（4）于是，如上段所言，智质性状分化耦合的加剧与战争几率的递减互为表里，即战争转为竞争：越来越细分的智质载体通过智质分化的竞争（即科技竞争）取代过去的阶级或集团的战争式竞争，而智质分化式的竞争（即科技竞争）其实具有更高的代偿量，急剧加速了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化的进程，直至抵达最后的人类社会结构化的极致状态，即第一百七十七章描述的异质化到极致而呈现为表象同质化的宛如活晶体的“大同”社会。

当下的人类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了全球化的商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阶段。此时的竞争，表面上越来越柔和，经济掠夺替代战争掠夺成为竞争的第一手段，隐蔽而高效。只有在经济上竞争不过才会想着通过军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在核武器越来越普遍的当下，战争已事关整个人类的存亡，对拥有核武器的任何国家而言，发动核战争都可能是全人类同归于尽的选择。所以，越是发达的国家，军备的价值越只是发挥着更重要的震慑作用。但只要核暴力没有被人类自行消解，爆发的可能性就随时存在。谁也不能保证竞争关系下滋生的恶意揣测不会因为竞争的思维而擦枪走火。但只要足够理性，大家都清楚，战争已经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收益，哪怕对胜利方而言，最多意味着比失败方损失的更少一些，而其负面效应有多大，谁也无法预料。在连疫情都无可幸免的全球化的当下，一旦引发核战争导致的大灾难，更是谁也不能幸免的，更不用说生物战争、人工智能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家还具备正常的思维和理性，和平是有望得以维系的，但会不会有极端分子做出疯狂的事谁也说不定。所以，真正的和平需要在全球的平台上由大家合同商议，需要大家联合起来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消除人类社会的内部竞争，销毁所有战争武器，并不再研发战争武器。这才是人类和平的真正保障。当然，哪怕和平得以实现，如果竞争思维导致的智质分化还在加剧，人人也会感受到越来越致密的社会结构下的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压力，归根到底，这不过是对偶发战争压力的置换罢了。所以，维护求存的良性改善最重要的是把以各自集团利益为核心的竞争思维转换为面对人类共同困境的全球性合作思维，才能真正利益于整个人类，实现人类整体在自然中的依存。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战争。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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