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落实在生物晚级社会位相上的进行性自然结构单元或阶段性递弱代偿存境。

其“进行性自然结构单元”体现在它的“来龙”上：即如粒子结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细胞结构→机体结构→动物亲缘种群结构→人类氏族社群结构→氏族联合的部落结构→部落联盟结构→局域型城邦或王国结构→扩张型封建君主国家结构→开放型议会民主国家结构；【这是一个从“亚粒子”之微到“利维坦”之巨的自然结构增长过程，依此看来，诸如“城邦”乃至“国家”之类的东西，既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阶级压迫的工具”，尽管它确实蕴含着残化相依的良善，也确实包藏着阶级对抗的邪恶。】

 其“阶段性递弱代偿存境”体现在它的“去脉”上：即如石器时代的氏族型血缘分化家长制→石器、木器、陶器综合工具时代的部落型阶层分化酋长制→青铜器时代的城邦或王国型阶级分化奴隶制→铁器农业时代的国家统治型贵族分封君侯制→机器工业时代和电子信息时代的生产组织分化型或社团组织分化型议会民主国家制→再往后，随着智质性状的进一步分化扩延，社会结构单元势必朝着国家联盟、跨洲联盟乃至全球一统的超国家社会体制发展。【可见“国家”是迄今为止最短命的自然代偿结构，它至多不过有数千年的历史，却已显露出行将就木的衰丧气象，这并不与国家的善恶有关，而是自然弱化代偿的加速度定律使然。须知国家消亡绝不意味着社会结构溃散，恰恰相反，它倒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约“更上一层楼”的代偿跃迁。所以，无政府主义至多不过是一种由虚假的“平等”折射出来的近代幻影，正如共产主义至多不过是一种由虚妄的“正义”折射出来的末代幻影一样。】（1）

 也就是说，“国家”作为“自然社会存在”的一种结构形式，它同样必须实现自身的残弱化演历：

 ──它的“弱化”过程体现在“统而治之的国家权能”倾向于逐步分散和内向削弱的趋势上；【即如它的经济管理职能不得不移交给越来越结构化的独立经济单位，而既往那种“盐铁官营”式的封建国有制生产关系势难为继；它的文化管理职能不得不移交给越来越系统化的独立研究机构，而既往那种“以吏为师”式的政教合一制文化关系早已解体；甚至它的某些政治管理职能也不得不渐次移交给越来越民主化的社区或社团，从而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必然朝着“政党分化、社团丛生、信仰危机、个性解放”的“大社会、小政府”体制转化。】

 ──它的“残化”过程体现在“封闭自足的国家隔离”倾向于逐步开放和外向依存的趋势上；【即如它的经济自给状态越来越显得残缺不全，于是不得不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经济结构中去；它的文化孤立状态越来越显得不成体系，于是不得不以自我批判的态度融入整个人类文明的洪流中去；甚至它的政治自主权也不得不有所让渡，从而在日臻严密的国际政治秩序或曰“自然发育的社会结构扩展”中走完国家体制的临终路程。】（2）

不言而喻，这个过程非但不是社会结构的松弛或社会织体的疏离，反而一定是社会结构的紧固或社会织体的致密──或者说，是“社会结构单元”在更高层级上的实现。严格说来，既往的国家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结构化的自然史，其系统控制的权能转移过程正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分化密构过程，它将把生命物质引入怎样一个高度集成而又高度动荡的自然结构实体之中，自是社会化生物的先行者──人类所不能不关心的前瞻宿命。【顺便一提：不仅是“社会”，任何“存在物”或“衍存系”都不可避免地朝着这种结构化的方向挺进。故，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其实仅仅表达了对结构转换的震撼、无奈和仓皇失措，却全然不知这“解构”的动荡正是更庞大、更繁复也更脆弱的“结构”之母体。】（3）

注释：

（1）本章给“国家”下的自然学定义是“国家是落实在生物晚级社会位相上的进行性自然结构单元或阶段性递弱代偿存境。”

也就是说，国家是社会结构化的产物，是自然分化进程结构叠加衰变至特定位相的社会结构单元。当然，社会结构就是自然结构。从超脱个人感知主观性的整视角来看，就是特定衍存位相下，无数分化组分通过感应属性耦合而成的存境。具体来看，国家也是人类社会从体质性状分化耦合发展到智质性状分化耦合的必然产物。在人类晚级社会，随着“智质性状”的分化加剧，社会趋向于高度结构化，中后期更呈现为超血缘国家形态乃至最后的超国家致密形态，即所谓“人类文明社会”形态。

所谓超国家致密形态，指智质分化的加剧会导致全球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尤其大数据时代，地球村的概念已如事实。国家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共同体，随着个人的越来越自由，国家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目前现代国际政治上的理念已经突破了国家框架，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政治理念，就是“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在需要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危机下，随着国家之间种内竞争的收益越来越小、风险越来越大，以及关系人类整体存亡的系统危机随时爆发，国家之间的利益越来越趋同，于是竞争会被逐步削弱乃至消解，而彼此之间的协作需要越发迫切，以致于未来的国家组织也许会慢慢演化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服务组织。当然，这是最理想的国家消亡的方式；如果不理想，出现暴力的国家兼并方式，那将是人类的末日。

换句话说，国家消亡一定是自然结构分化发展到那一步不得不消亡的结果，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文化的一体化（各种文化交流融合后生存结构选择的结果），乃至最后政治一体化的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雏形现在是联合国，只是当下的联合国没有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权力的加持，没能真正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作用，肩负起维护全球整体生存的使命。国家若不消亡，国家之间种内竞争引发的代偿会不断加剧，人类社会会快速因代偿充足而灭；但国家消亡若以暴力的方式进行，人类也将顷刻毁灭。所以，专制和暴力不适合未来的文明，注定没有前途。

不同人类文明社会的实质是不同衍存位相下的不同文化载体。当全球一体化实现了文化统一的时候，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就被消解了。当然，具体的生活习俗和表层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会因为单向的必然分化而越来越多元，但全球只要在主流上实现了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统一，就算达成了文化在根本上的统一。而且，正是因为表层的分化越来越多元，底层的耦合才愈发迫切，当然也愈发艰难，归根到底就是整体求存的艰难。所以，哪怕侥幸耦合得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建构，纵向上比较而言，其失稳与动荡程度也会更高，其局部失耦合或失匹配的状态也是常态。

由此可见，社会的结构化进程是一个单向的分化耦合的进程。社会结构化进程下社会结构形态从氏族社会到氏族联盟，从部落到部落联盟，从国家到国家联盟，再到超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庞大，国家注定只是社会结构化进程中的过渡中间形态。

在最后衍的人类文明阶段，社会实体结构越来越多地由日益庞大和复杂的智质性状（即人造物）分化耦合而成，故，

智质分化程度越高，由智质性状建立起的属境或存境就越复杂（注：属境是社会成员的人文视角，存境是社会整体的自然视角）：从石器、木器、陶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不同的智质性状或人造物缔造了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结构，而工业化以后的时代，随着科技进步（即智质分化加速），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更是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互联网联通全球，基因也可被人类编辑，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更是加深着中国和全世界的依存关系。但社会结构越庞大，其内部耦合就越艰难，即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致密程度与其内构力或稳定程度呈反比。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度在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越是后衍的社会结构形态衍存时间越短，而且，全球化后的国家消亡，并不意味着人类就会进入想象中的全民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或平等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反而会因为极致的“残化”和“弱化”而进入社会结构极致复杂、致密、动荡、失稳的后国家、后资本、后科学全新社会。

也就是说，因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分化表现为智质分化导向下的“智质性状”分化，即社会分科导向下的社会分工细化，所以，任何国家随着智质分化都必然从限地域获取资源的农业文明进入跨地域获取资源的商业文明，而全球化下的跨地域获取资源必然是全球化的资源再分配。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法从全球化的浪潮中抽身。而且，智质越分化，越需要统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去耦合所有分科分工下的作为分化智质载体的每个人。全球化的分工更需要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这种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一旦匹配，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建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建构本身就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本身就意味着国家界限的模糊。任何国家民族的存在要想发展壮大都一定是文化意义上的存在，都一定是在不断的传承、交流、重组中发展而日益壮大，否则在地球村的交流与融合中只会成为越来越微弱的存在，最后自然消亡。

关于欧洲小国林立而中国很早维系成大一统的国家，是有其具体原因的：

人类氏族社会是动物亲缘社会的直接继续。随着地盘和人口的扩张，从氏族社会到氏族联盟的部落，再到部落联盟，亲缘社会逐渐超血缘化，就渐渐有了国家。最早的中国只是黄河流域中原那一小块儿的农业耕作地区，可追溯到夏、商、周朝。

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是由其特定的生存结构决定的。其一、中国或中原文明需要共同抵抗游牧民族。管子之所以被称为诸子百家第一子，就是因为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语），面对游牧民族，有效地维护了中原的农业文明。其二、黄河水患频发，更需要统一的治理，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国家治理更加高效。其三、东亚地貌相对封闭，北面是西伯利亚高寒冻土地带，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南面是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古人难以翻越，导致中原的农耕文化可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而不被外来文化冲击。哪怕有外来文化偶然进入，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消化，如佛教就是循序渐进地被融入中国文化的体系中。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种内竞争导致战争不断、血腥冲天，民心必然渴望和平，渴望安居乐业。秦王朝一统天下，终止了战争，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为中国奠定了同文同轨的文化基础，哪怕日后分裂，文字等符号意义的认同感也奠定了能再次统一的文化符号基础。项羽成功上位以后，恢复了周的分封制，但刘邦上位以后，继承了秦始皇的思想，只是迫于形势，从半分封半集权开始过渡，直到汉武帝才真正完成过渡，实现了君主专制的国家集权。此时的中国才以汉民族这样的文化共同体在共同遵循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均良好耦合的真正的大一统，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地理版图。地理意义上的统一都是暂时的，只有以文化统一为基础的统一才是长久的，哪怕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失耦合而分裂，也终会再度统一。

中国分分合合几千年始终能保持成为大一统的国家刚开始是地理、政治、竞争的需要，后来则是因为儒家文化能高效维护农业国家的等级结构和国家治理，所以成为了农耕土地上所有统治者都必须认同的文化，以致于外族为了步入更高的文明生活方式也必须融入中华文明（即农业文明，以具有建构功能的儒家文化为主导，以具有消解竞争功能的道家、佛家为补充）。于是，哪怕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进入商业文明，几千年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统一文化沉淀下的基础共识也会让中国人本能地认可统一。而且，因为经济的全球化，文化、政治全球化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于是，既往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天下观与未来的大趋势相一致，这就是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唯有真正地实现全球经济、文化、政治底层逻辑上的统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才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才能最高效的实现社会各组分的良性匹配。

（2）国家的“弱化”表现为国家内部结构的极致分化或细化，即经济上分化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细小的经济单位，如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可以成为各种视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上也分化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独立的文化单位，如现在的自媒体、up主都可以算一个文化单位；政治上则朝着“政党分化、社团丛生、信仰危机、个性解放”的“大社会、小政府”体制转化。由此可见，在文化系统日益分化的情况下要产生弥合所有分化者的新思想有多难，这种能满足全球化的新思想要在日益分化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中成为主流文化，更是难上加难。所以，王东岳先生反复强调文化先行，人类的全球化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缔造还需要太多人的努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国家的“残化”表现为国家外部必须加强与其他国际结构的依存从而最终达成全球社会的一体化，即经济贸易的国际化、文化自我批判的融合化、政治主权流失性妥协化。正如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每个国家存在也是全球化的国家存在。任何想脱离国际社会而独善其身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哪怕你的国家偏远、贫穷而落后，也会有人来投资，让你国家的资源和民力不会被闲置，即资本的力量会让你国家主动地提高代偿。更不用说那些商业发达而富裕的国家，其富裕不可能脱离整个国际的经济环境。

而这些“弱化”和“残化”的程度就是国家行将消亡的指标。

（3）《人类的没落》指出：“就其倾向性而言，‘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和衰亡，但这一自发过程的演运方式及其导向却并非是良性的，故而有必要加以干预。”良性的干预是在文化先行的基础上，凭借新文化的逻辑路标避免我们走错误的路，如明白了国家竞争会导致代偿的急剧提升，我们就必须运用智慧消弭国家之间的种内竞争，这不仅能缓解代偿的加速度，还能避免国家解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暴力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是一种好的文化干预方式，因为“解构”本身表达着反社会倾向，但“解构”的本质仍然是分化，而分化意味着耦合后的致密，即基于个人所谓自由实现的加速分化，最终结果是达成更加致密、更加动荡的社会结构。这与追逐平等的反社会倾向最终只能达成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是一样的（具体论述见一百六十九章）。当然，最好的文化干预方式还是靠伟大的思想家彻底的完成人类文化系统的重建，缔造匹配人类当下存境的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这样才能为人类各个行业的具体认知提供新的基于整体的思想模式，为人类的具体行为指明其在整体上的逻辑路标，以维护整个人类的整体求存，实现文化的生存维护效应。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国家。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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