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或理解一个思想模型，就是找见这个思想模型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只要是正确的观念，不同观念之间，皆有关联。

《物演通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存在阈”，这是万物存在的关键点，也是解读很多问题的关键点。《物演通论》152章指出一条社会原理：任一生命在任何生存状态下的生存压力恒定不变。其意是指：社会结构是对社会成员存在度（或生存度）递弱的代偿，所以对社会成员而言，社会结构只是把自己承受的自然压力置换为社会压力而已。这个置换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也是社会成员的分化过程；社会成员的分化过程在生物中级社会（指发生于寒武纪前后至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所有多细胞后生生物的社会阶段）表现为体质分化，在智人以后的晚级社会表现为智质分化。体质分化指通过基因变异而存在度递弱，智质分化指通过分科分工而导致的信息量暴增或科技的日新月异而存在度递弱。

由此，我想到了人体。如果把细胞当做主体，一如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有机体整体的隐定性或稳态或负反馈平衡系统，其实和内外环境共同相关。如果可以数值化的话，内外环境数值之和就应该是一个恒定值，表达着存在阈的限定，也表达着内环境（社会度S）对外环境（社会度S与之适应的存在度E）的适应性（即达尔文“适者生存”中的“适应”）一如任一生命在任何生存状态下的生存压力恒定不变（自然压力和社会压力之和是恒定值）。

所谓环境，就是依存条件，内环境是切近的依存条件，相比之下，外环境是内环境以外的依存条件。生命在任何生存条件下的生存压力也可以抽象为内外生存压力或内外依存条件，对应书中的社会压力和自然压力。

也就是说，对个体生命而言，内外环境或内外压力就是内外依存条件，就是切近重要的直接依存条件与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

比如人体中的一个细胞，它的存活仰赖整个有机体复杂的结构运作，依存条件比起自己作为单细胞生物的时候复杂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个依存条件就是它生存的内环境或者社会压力。但人体面对的环境不需要人体中的一个细胞直接面对，对细胞而言，这是外环境、是外部压力，是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

而人类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它的存活仰赖整个社会结构运作，其间各种复杂的关系比自己直接面对自然生存的时候复杂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个依存条件就是它生存的内环境或者社会压力。但人类社会面对的整个自然生态问题不需要社会个体成员直接面对，对社会个体成员而言，这是自然环境、是自然压力，是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

问题的关键在于，切近重要的直接依存条件和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共同决定个体是否达到存在阈或者是否能够存在，而且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因为其在物演进程中衍存位相的原始性而更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是急功近利的通过改变直接依存条件，往往也是增加代偿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存在，但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方式，正如文明化的进程就是人类存在度急剧衰减的过程。文明化即智质分化（指分科分工），智质分化以科技的日新月异呈现，但每一次科技进步解决了近忧，却也增加了远虑，聚集了更多更严重的系统危机，如核武器、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

自然环境中的动物是没有健康问题的，霍恩《现代医疗批判》里的长寿的罕萨人就和天然环境下的动物没区别；但当人类文明把地球上的水源、空气都污染以后，哪怕动物也会出现健康问题，而前体存在都是后衍存在的依存条件，爱因斯坦说蜜蜂灭绝四年内人类就会灭绝，而现在人类已经不知灭绝了多少动物了，这在王东岳《人类的没落》中称之为“与人类文明史同步发生，工业革命后加速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人类若无清醒的认知，只会加快自掘坟墓。

对人体中的每个细胞而言，这个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在过去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建构了我们生理结构我们当时直接面对的自然环境，包括当时的阳光、空气、水源、动物、植物等构成的生态食物链层级；在当下就是我们生存直接面对的文明化的城市环境，不仅阳光、空气、水源质量完全不同，生活习惯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饮食习惯的变化、电灯带来的生物钟紊乱等。38亿年造化而成的人体细胞适应不了间接依存条件的外环境急速改变，人体细胞的内环境状态遭到极大破坏，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影响。所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人体内细胞生存的内外环境越来越差，各种癌症、慢性病全面爆发。

用王东岳先生《人类的没落》中《人体哲理：生物畸变与进化衰变的极致》之《生物史与细胞生态》一节的表达就是——

审视一下文明化了的人体细胞内环境状况：人体内环境须经历亿万年整个多细胞生物进化史的逐渐磨砺方能形成，然而短短数千年的文明，却让我们的饮食结构和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正在超出或已经超出了内环境所许可的微调范围，结果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内环境酸化和有毒物质蓄积等严重后患，因此造成的显性或隐性损害无法估量，它至少与上千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有某种关联。

从生物史上看，细胞生态的逐级恶化才是造成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趋向于复杂化的原因。

也就是说，细胞外环境的恶化导致原核细胞进化为真核细胞，真核细胞聚合成多细胞生物，再继续分化成组织、器官，直至最后建构成人体，期间每一步变异（即分化）或畸变，都是为了改善细胞的稳态生存环境（此时外环境转化为内环境）。《人体哲理：生物畸变与进化衰变的极致》中《生物史与细胞生态》一节指出：

这个进化步骤，就标志着机体微观内环境的繁琐难调和机体宏观外环境的复杂难处。

内环境涉及温度、渗透压、酸碱度的稳定以及营养物质和氧气供给等。

人体是最脆弱的平衡，不好的生活方式能轻易打破它，但重新恢复却是漫长的系统工程。上海超序研究所治疗癌症的思路就是在自然环境良好的偏远山区建立癌症康复疗养院，供给生命洁净的空气、水源、食物，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有益的锻炼方式，综合改善人体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恢复生命的内在平衡；正因为思路的正确，使得该研究所对于癌症患者的治疗都出现指标逆转的奇迹。中医的很多方式如艾灸通过调节温度来改善内环境都是一样的思路。

须知，人类社会的智质分化是软结构分化，可以不断重塑智质载体（即更换类体质，实际就是各种人造物）；而人体是分化已定型的硬结构，适应不了文明态环境的快速变化，这也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因，也许将来的文明环境也只有基因工程人和人工智能机器人能适应。但那意味着无论人类还是其后基因工程人、人工智能机器人都快速趋近于存在度趋近于零的失存的临界点（能力即代偿，代偿越高，存在度越低）。

同样的，对人类社会中的每个社会成员而言，这个远端次要的间接依存条件在过去就是缔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个自然生态，即自然压力；在当下，则转换为我们每个人直接面对的社会压力。整个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求存的艰难化，让我们从小到大不断学习，终生学习，不敢懈怠。而改善我们如此紧张的生活状态，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意识，改变人类社会习惯了的不断加速的智质分化（（即科技的高速发展）代偿方式，减缓科技更新的速度，把我们的审美和追求更多的转移到极简生活、艺术创造、诗意栖居上来！这才是人类之福，个人之福！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的子孙不要陷入越来越紧张的学习、就业、买房等一系列趋增的生存压力和生存恐惧之中！

对我们而言，改善人体的健康和改善社会的健康以期人类相对更稳定的存在，其改善方向方式完全一致，即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是夯实我们底层代偿的更好的求存方式，而不是一味的通过智质分化（即科技的高速发展）加速代偿，代偿的最终无效性决定了代偿的尽头就是人类社会的失存。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能不增加代偿就不增加代偿，重组代偿的内容和结构，可以适度改善人类的危化程度，让人类带着安全意识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