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论转基因的势头又起。这种论辩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广大群众在这无休无止的论辩中好像并没有真正弄清楚转基因到底有害无害，反而越来越糊涂了。一方面，作为内行的科学家支持转基因；另一方面，以崔永元为代表的反转基因人士也一直坚持反对转基因。一般认为内行应该是正确的，但广大的群众看了那么多论证转基因无害的科学结论还是心有疑窦，本能的坚持转基因有害。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

首先，我们需知，人类的任何科学成就是否成立是由科学家群体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的。因为现在的科学结论越来越无法用事实证明，即只能是所谓的“思想实验”，也就是说，无法完成低端逻辑验证（即实验证明），如量子力学的结论等等，一般的广大群众没有判断科学成就是否成立的能力，所以话语权归科学家群体。所以，科学共同体作为权威认定所有科学结论。如果科学家站在科学角度认定转基因无害，那么这个结论在科学的角度上是成立的。

但在科学的角度上成立，就是正确的吗？

世界是时空绵延下的整体，而作为分科之学的科学何其狭隘，站在这个角度能看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下种种问题的最终答案吗？

近代对科学给出最清晰概念的是上个世纪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波普尔给科学下了一个定义叫“证伪主义”。简单理解就是：凡是能够证明是错了的学问就叫科学。可见，科学的正确只是一个时间范畴，而且正确的时间越来越短，比如各种专业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科学结论，昨是而今非，如果要踏着最新科学结论养生，可能会无所适从的。

科学时代只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最短暂的阶段，如何看待人类的文明、如果看待科学，这需要在更大的尺度上通过哲学的反思才能完成。《物演通论》正是这样一本哲学书，基于本书的论证体系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下，可以清晰的得出人类文明趋势发展不良的结论，卷二通过逻辑反思更是说明了科学的非真性、狭隘性和片面性，而且被证伪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作为智质分化的产物，从来只是单刃刀，只砍人类的生存气数，所有科学带给人类的短期利益，长期来看，在整体上都是对人类的戕害。只是，除了哲学家，鲜有人站在文明整体乃至诞生了文明的自然史这样的大尺度去看待文明、看待科学罢了，但没有大尺度的冷眼旁观，我们的任何判断就都只能是基于当下生存情景下的依赖式评价，而非终极层面是否有利于人类整体生存的超情境评价。

站在人类文明史的总体角度来看，任何文化形态都只是当时信息量下维护人类生存的结果，都是一个时间范畴，任何最初表现为维护人类生存的文化必然会在后续时间中表达为时移世易的戕害，此时，文化的转型就必然发生。如人类最早在自然压力下求存，自然环境是最大的求存桎梏，需要我们提升能力征服自然才能存活；但随着征服自然能力的提升或文明化进程的展开，人类需要通过宗教达成共识以更好的求存，直到宗教对世界的粗陋理解越来越没法完成人类的生存维护，成为人类的求存桎梏以后，发轫于宗教的科学才渐渐兴起；而今，几百年科学缔造的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几乎迅速消耗了地球数亿积累起来的资源，空气、土壤和水源也被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彻底污染。科学已经成为新一轮人类的求存桎梏，人类当下对科学的依赖与盲目认可，一如宗教时代对宗教的依赖与盲目认可。所以，对科学的虔诚和宗教信徒对宗教的虔诚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新一轮生存形势下的保守。这种保守带给人类的危机会大于既往任何求存桎梏带给人类的危机，因为科学的戕害能力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人类的文化转型不及时不成功，随时可能造成灭绝人类的大灾难，而既往的任何战争、饥馑和瘟疫都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转基因的问题，站在不同的尺度和角度上，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致。正如王东岳先生的《人体的哲理》，站在终极的大尺度上看，进化病分化出文明病，文明病分化出医源性疾病，而巴基斯坦北部远离文明的罕萨人缺医少病，仅见外伤、沙眼和白内障。也就是说，人类的疾病绝大部分就是文明本身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文明化进程的不可避免就非得说文明无害。同理，站在小尺度的科学角度看转基因，说转基因无害看起来好像很成立，如有转基因专业人士指出：转基因和杂交本质上是一回事，并不可怕。自然界一直在杂交，可以视之为自然转基因，其功效如散弹枪，好比我们为了打一只兔子，一枪打下鸟、兔子、树叶，而我们实际需要的只是兔子；人工转基因不过是更精准狙击枪，好比一枪只打下兔子，即准确移动转基因片段，而且经过反复的动物试验，故无害。但一旦超越科学的视野，站在终极的非科学尺度上去看，结论就不一样了：

第一、自然中有屏蔽效应。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不是任何一个基因片段都能随意移动。物种之间的基因交换只有杂交进入和病毒侵入两种方式，前者即通过花授粉即性生殖的方式杂交，后者通过病毒感染侵入，而绝大多数的杂交因为自然屏障不能成功，即有自然选择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杂交系要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体是在自然界中进化过来的，经过千百万年，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建立对杂交系的适应，因此自然的杂交系对人体不构成危害；但即使是自然杂交系（更不用说非自然杂交系），如果时间太短，立即对生物体带来危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粮食：粮食只存在了一万年，还不是转基因，但确实有杂交系的问题，就粮食本身而言没有危害，甚至有些粮食都不杂交，只是在植物中选颗粒最大的培植，基因都没变，但因为速度太快，就人的消化系统处理淀粉和糖的能力而言，是无法适应这种富糖的粮食的，这也是人类糖尿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粮食本身无害，但对于不能适应的人类而言却是有害的。

当然，这种危害的程度并不显著，也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所以中国人大多数还是以米饭为主食。但正如城市里的人每天吸着文明化后再也看不清星星的脏空气，虽然不致命，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作为文明副产品的空气质量下降对人体无害。没有呼吸过文明以外山村的新鲜空气，你会认为呼吸那样的空气是一种理所当然，这就是基于当下生存情景下的依赖式评价。所谓有害无害，从相对的角度而言是看不清的，唯有在统一的终极的绝对的背景下，才能看清楚。而有害的程度，若不是显化到一定程度，是没人会重视的，一如北京的雾霾。

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食品安全标准越来越低的过程，从最早的采下即食的天然食品到科学时代的加工食品，为了适应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各种防腐剂、添加剂不可避免的使用，圈养肉食动物则不可避免的使用抗生素。所谓安全标准，不过是人类当下生存情景下不至于马上出现问题的最低标准罢了，即人类当下生存情景下的依赖式标准。这种标准只标志着人类食品安全的越来越不堪，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说明人类食品的安全标准越来越低。正如法律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但治标不治本，社会越繁杂，法律越繁化，越说明整体道德水平的趋降趋势。

第二、转移的基因可能带来其他性状的改变。如豌豆转基因中，通过转移的基因使得豌豆从又皱又小变得又光又大，但它是否带来了其他你不知道的改变，你无法确定。需知，基因和性状的对应关系极其复杂，转基因中每一项显性的良好改善后面蕴含着怎样的问题，无人可知。大自然中，会通过自然选择让不利于求存的不和谐的杂交无法实现，而人工转基因中，所有的后果都是既成事实，无法回头。

第三、人移动基因片段的时候是有目的的。谁也不能保证从事此项工作的科学家其目的一定是仅仅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需知，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正是整个工商业文明的底层逻辑，出于商业目的各种科研都再正常不过。比如为了能使用除草剂草甘膦，移植了对草甘膦不敏感的基因进入粮食中，种植过程中就可以使用草甘膦除草以增产，但结果是草甘膦大量使用，草甘膦的毒性进入粮食，即基因品种无害，但使用的副目标带来危害。而且，从最严重的可能性来看，谁也无法确保极少数生物科学家使用转基因没有邪恶的目的。

第四、越人工化的东西离自然越远，越是自然无法达成的东西。譬如人造原子：自然界的天然元素只有92种，而人造元素已经到108种，为什么93-108号元素在自然界中没有，不是其不存在，而是其存在时间太短，很快闪灭甚至只能存在百万分之一秒。人类移植的基因之所以在自然界中不存在，正是因为自然无法达成它的存在，即它离自然很远，技术越高离自然越远，正如越新的药对人体危害越大。作为生物硕士与以医学专业为背景的王东岳先生在《人体哲理》中以专业的认知指出“

一般来说，任何新药从药物实验到临床使用，再到发现严重毒副作用，均需历时30年以上，而药研过程中的‘急毒慢毒实验’和‘致畸致癌实验’等大多不超过三五年时间”，所以，新药的未知副作用是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而适应性是永远的问题。

需知，人体是跟着自然取得自己的生理适应系统的，技术越低的东西对人体的适应系统破坏越小，反之技术越高破坏越大，即技术本身无害，但因为人体适应度的关系，对人体最终还是有害。

所以，从大尺度上严格的说，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非专业的哲学角度，转基因对人体的危害一定是严重且长远存在的。

无论转基因食品普及到什么程度，这种有害性都是必然存在的。正如同文明化以后，人类的双眼在密密麻麻的不到百米视距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近视的越来越普遍，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草原、丛林中，双眼视距可达20公里，且对绿色最有适应性；文明对双眼的戕害是毋容置疑的，不能因为大家都近视了就说这种有害不存在了。

文明对眼睛的有害仅仅是物理损害，仅仅是眼睛对文明环境的不适应，尚且不能否认，何况转基因食品这天长日久的牵涉着我们心肝脾肺肾乃至整个身体的基本要素呢？！

反转基因或挺转基因是个人的主观态度，而转基因有害无害以相对的横向角度或掺杂进其他政治因素、局部群体利益因素会永远说不清楚，唯有以一个整体的包含了纵向时间范畴的终极背景为尺度才能说清，这和吃不吃转基因无关，和个人对转基因的态度无关，和国家的竞争策略无关，只与人类整体的存在形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