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一）         

本章试图用语言去表述一种本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存在本原：道虚空而孕育出万物，生生不息，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与无限；其深邃至极似乎是万物的宗主，一切的源泉。同时，道与万物一体；万物归一（万物都是道派生的，所以有统一性）则和光同尘，无锐无纷，从而见道之整体、物之根本。也就是说，这个整体的、统一的根本存在（即道）从横向看，存在于万物中且通过万物来彰显；纵向看，它又超越于万物，因为正是它派生出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即哲学上追求终极的那个终极第一因。我无法追溯它的来历，它是如此深沉幽远，隐没于无边的冥暗中（即二十一章“惚兮恍兮窈兮冥兮”的样子），以致于仿佛不存在。这个湛寂的仿佛不存在的存在本原不知道是谁派生出来的，我只知道，它是先于上帝或天帝而存在的。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指道是万物的本原，无形无色如虚空，生生不息（同二十五章的“周行而不殆”）而生成万物，永无止境；它深远如万物的祖先。

这里的“冲”通盅（chong)，指器物虚空，比喻空虚。实际上是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明道仿佛是一个空虚的容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的意思与第五章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tuoyue）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是差不多的，意指道内蕴虚空，运行不息，功用无限。“不盈”本意指“不满”，比喻道如江海仿佛永远不会满溢，实际上要表达的是道能不断孕育出万物的“周行不殆”的无限性。

“渊”是“深远”的意思，“宗”是宗主、祖先的意思。“渊兮似万物之宗”指：派生出万物的道虽然深邃不见底，无声无形，无任何可言说可感知的属性，但它囊括一切，无所不包，是一切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的根源。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指万物之所以成其为万物，是因为物与物之间有边界的划分，一切认知的差异之所以存在，也是主体主观的感知或偏见。如庄子站在道的角度即整体的角度说世间“无是非”，因为所有“是非”都是站在某一特定角度的“是非”。故，如果能从道的整体角度去体察，则棱角锋芒得以收敛，世事纷扰得以化解，万物可视为一体，乃至于和光同尘，即光尘同一；也唯有和光同尘、“道通为一”（庄子语，即把自身返还于道中，把万物返还于道中，于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道通为一），才得以见道。而见道如此之难，因为道深邃湛寂渺远，可意会不可言传，以致于其存在仿佛不存在似的。“湛兮似或存”所表达的与第十四章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复归於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等句表达的近乎同样的意思。

本句要表达的意思是：万物都是道派生的，万物的本原是相同的，或者说万物自有其统一性。我们见不到这中间的统一性，只以分别心看到万物的差别，就永远难以得道。得道的心能明心见性，看清本质，即超越万物从道的整体视角看待万物和自身，从而自然的消磨锋芒、消解纷争、混同光与尘，象庄子说的那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指道是先于天帝或上帝而出现的。“帝”指天帝或上帝。作为“天帝”解，主要指自然神；作为“上帝”解，主要指“天”或“太一”。无论作为“天帝”还是“上帝”解，本句的意思是：我不知还有谁能派生出道，道仿佛比最先出现的天帝或上帝还更先存在。即道是先于一切存在的存在，是高于一切存在的存在。

（二）

《道德经》全文用了很多章节去描述道，具体的有第一章、第四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二章章等，但始终描述不清楚，因为书中的道实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存在本原的构成万物的最小最基本的存在单位（如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说明道是物），其实就是西方古希腊追究存在本原时的“质料因”；二是指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如第二十五章说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说明道是规律），其实就是西方古希腊追究存在本原时的“形式因”。还原老子所处的时代，老子对道的追问还只是对存在最模糊的追求，和以“理念”为绝对存在的柏拉图一样都没想到它讨论的问题还有对象和精神的差别（即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有主观规定性的，是非真的，一切感知中的存在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因为在那个时代，精神认识论还没有展现为一个问题，东西方皆如此。明确意识到对象和精神的差别是从笛卡尔开始的，正是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整个认识论哲学的讨论。

所以，老子说的道在《物演通论》的逻辑模型中，王东岳先生只会给它一个名词“始基存在”而从不试图去做具体的描述和说明。因为王东岳先生知道那只是基于人类认知边界的一个逻辑极点，是分化前的存在，或者表述为当代物理学上的奇点能量态存在；而奇点是无属性的存在，所以是不可感知不可描述的，也就无需多费笔墨描述，也无可描述。正如《物演通论》在第七章中指出：

既往所说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语境，因此它不是任何一位有限的存在者可以直接涉及的话题，有限的存在者只能以有限的存在物为对象。

实际上，老子描述“道”的语境也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语境。所以才会说“帝之先”，即一切自然存在之先。而一切绝对的、无限的存在，都只是一个概念空洞，如“上帝”就是宗教抽象出的人格空洞；“道”自然也是老子抽象出的一个概念空洞。

基于此，《物演通论》不追究绝对的、无限的存在，只是基于相对有限的当代信息量，去探寻存在的规律性或存在性，从而得出“递弱代偿”的原理。这是老子所处的小信息量时代尚无力探究和证明的作为万物运行规律的“道”的具体内容。

另外，千百年来《道德经》之所以难懂也正是因为“道”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概念，而绝对的无限的存在不是有限的人类能企及的，而且，对存在本原的追逐，无论是从“质料因”还是“形式因”追究都注定迷失，因为存在的本原问题是认知的一个逻辑极点，而这个极点是随着认知信息量的增加而变化的，即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化的不变的答案，所以是个伪问题，即“道”本身作为逻辑的产物并非“独立而不改”。我们讨论的存在本原一直是变化的，作为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仿佛无限可分而一直变化，作为理念则变化更快，如人类在短短两千年的文明史里居然发生六次宇宙观的大改变：首先是“盖天说”，认为大地是一块平板，天空是一个穹窿，即“天圆地方”，“地方”这个词就源于此；随后是“地心说”，托勒密做出了一个逻辑模型，张衡做出了“浑天仪”的实物模型；后来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后来是开普勒的“行星立法说”；继而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宇宙论。而太阳系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上百亿年，理念变化远比世界变化速度更快。所以，我们需要对存在不断重新追问。

所以，老子的伟大是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基于当时时代信息量的伟大。任何思想家因为时代的不同不可比较，可比较只是其理论的具体内容，而后人的理论一定的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前人的结果，因为后人对后续新增信息量的处理一定以能同时涵盖处理前面所以信息量为前提。由此一步步铺就人类思想史的路径。故，我们不可站在科学的角度失去对存在的整体关照而狂妄自大，也无可一味崇尚传统而妄自菲薄、厚古薄今。我们需要站在存在整体的角度基于当今人类的所有认知建构能维护我们生存新文化，《物演通论》正是基于当今最大科学信息量的背景，用西方的逻辑方式对东方老子的“天人合一”理论模型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证明和现代注解，在最深层兼容了东西方文化，完成了人类新文化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