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翻译：

天地能长长久久的一直存在。天地长存的原因是天地没有基于自我的生长意志和作为，反而得以长存。以天道类比人道，得道的统治者也要把自我利益放在最后，反而能成为大众的先驱；把百姓的利益与安全置于自身得失之上，反而能得到百姓拥护和爱戴，得以长久保全自身。这难道不是圣人因为无私反而更能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和价值吗？

                    总论   

《道德经》作为经典，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多成语，如本章的“天长地久”、第四章的“和光同尘”、后面第九章的“金玉满堂”等等。

上一章以“天地根”喻道，本章接着以天地之无私、无欲、无为类比圣人也该无私、无欲、无为，就可以和天地一样反而实现最大的成就与作为。

                      （一）

“天长地久”指天地是最根本的存在。第十六章也指出“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二十五章也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指天地是仅仅次于道的最长久最能表现道之特性的存在。

                      （二）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指天地所表现出来的道之特性就是无私、无欲、无为，而且，正是因为其无私、无欲、无为，才得以长生、长存。也就是说，天地长久的原因就是因为天地并不在乎自我的生长，而是哺育万物成长，反而因为万物的成长获得了自身的长存。

王东岳先生曾指出：四十二章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二”指的就是天地，即道于混元一体中分化出天和地，天地再孕育出了人，于是才有了《易经》中视为三才的“天、地、人”，或者把“三”视为“植物、动物、人物”，而后分化出更精彩纷呈的万物。这种分化关系是符合《物演通论》存在论模型的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分化关系的，且在《物演通论》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中，存在的存续正是基于自身本性的不圆满而代偿出天地才得以实现的，而天地的存续是基于自身更不圆满的本性（因为本性递弱）而代偿出万物才得以实现的。

但《物演通论》和《道德经》的重大区别在于老子把人道的有为和天道的无为对立起来了。实际上，人的有为正是天道运行的结果，所以人类才义无反顾的走上文明发展之路，停不下来。

按《物演通论》的理论模型来看，天地长久的原因是因为其作为前衍的存在，存在度很高，所以生存时效长久、存在稳定、自在程度高、自为程度低；而后衍的植物、动物和人类存在度低，所以生存时效长短、存在稳差、自在程度低、自为程度高。故，天地能长久，而万物不能，尤其是最后衍的人类更不能。

                    （三）

“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指出圣人应该效法天地之道，无为而无不为。本句话直译就是：得道的统治者把自身利益得失置于百姓之后，反而能成为百姓的领袖，把自身安危荣辱置之度外，反而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道德经》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也是类似的表达，指圣人以无我之心放下自身的荣辱得失，所以可绝人患；圣人视天下为自身，把天下人的利益得失看的和自己的生命一样贵重，爱天下人就如爱自己的生命，所以是可以寄托天下的人，是领袖的不二人选。

                         （四）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句话是老子想说明一个道理：真正最大的自我价值实现是通过无我来实现的。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认知的不同。圣人作为得道之人对外看待世界和对内看待自我与一般人都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看到作为整体的道的存在，即“存在是一”的作为整体物演流程的整体“一”或万物一体的彼此关联而依存的整体“一”。庄子说“相忘于江湖”就是以“江湖”喻道，让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身返还于道、返还于整体，就如一滴水汇入大海，才能永不干涸。圣人把自身融于整体之中，以整体利益得失考虑一切，故无小我、无私欲，反而居于众人之上，成为所有人的代言人。

“无我”无非两种状态，一种是生存状态中的“无我”，如没有自我意识的动植物都是“无我”状态，一种是主体（即人）认知中的“无我”，这时候的“无我”只是对“我”这个属性存在（注：无属性存在即奇点存在才是最坚实的存在）非真实非永恒且与整个存在相依存的认知，这时候的“无我”其实是最大的“自我”。凡俗之人表面上的自我只是外在的炫酷、外在的与众不同，真正的自我是内在的深刻认知，是以最高远的思境、以完整的视角看待世界与自身。当一个人能站在存在整体的角度看待问题，即达到佛陀所说的“无我”境界，亦即老子的得道、庄子的见独，亦即西方所说的上帝的视角。佛陀的“无我”其实是最圆满的最大的“自我”，即凭着认知的完整和圆满把自我扩展到与天地同一，相当于庄子那种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的境界，也是老子“大方无隅”的境界。

通过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来说，需求层次的递增即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自我残缺分化的过程（即社会化过程）。“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残化状态下的需要。换句话说，需要实现的自我都不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我自足而圆满——这也就是佛陀的“无我”。佛陀已经消解了尊严、安全和爱的需要，就如同哲学上消解了人生的意义，真正的自我不在自我的追求中，同理于幸福不在对幸福的追逐中，只在每个当下念念的自足与自在中——即通过认知消解了对外物和所谓意义的执着。所以佛陀顿悟以后再无所求，可欣然赴死，但听了其他人的劝解后以普度众生为目的开始弘扬佛法，这其实就是以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无我开始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让他人的认知更有利于自身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美好，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是最有意义的事。

（关于意义可以参看《物演通论》110章，关于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论”可以参看《物演通论》178章。）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很早以前就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老子所处的中国当时的农业文明状态下，加上封闭的地理地貌，集体主义最能维系中国人的整体生存；所以在《道德经》中，人伦问题以集体主义整体观出发是最合理的：中国人历来是家国天下，在家这个集团中听家长的，在国这个集团中听统治者的。

须知，在人类社会早期，无论东西方都讨论过关于集体主义社会观和个人主义社会观的问题，即个人应该服从集体还是应该让集体为个人服务，因为生存结构的不同，中国最终达成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观，而古希腊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社会观。集体主义社会观是农业文明的素质，即个人被固定在土地上由国家统筹管理是效率最高的；而个人主义社会观是工商业文明需要的素质，即资本运作需要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才能实现资本流通与利益的最大化。

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观都是匹配于当时的生存结构的，主要由当时的自然条件决定。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质已经跨地域迅速耗费了全球的资源，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必须实现文化转型。只是人类的个体意志越来越追求自由，所以，要想让人类自觉维护人类的整体生存，一定不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基于新的宇宙观模型的普及，使得每个个体的认知程度的提高，能整体看待问题，同时因为人类的系统危机一触即发，每个人都能切近的感受到，也会促使个体自由自觉的实现人类整体的生存维护。

那种不顾个人认知程度，强加于个人意志之上的集体主义只是对人性的漠视和压抑，所以，王东岳先生说：倘若改革的举措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泯灭人性天良”为代价，则我宁可面对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