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火了，网络上的人也纷纷群起而批判。结果，俞敏洪演讲中对教育的批判没人关注，众人纷纷关注的，只有他演讲中对女人的批判和道歉中对女人责任的夸大。我不了解俞敏洪，但面对众口一词的讨伐（有些讨伐中的观点其实本身也有问题）总是习惯性的警惕，因为任何事一旦众口一词，其看问题的角度必然是单一的，思考的深度可能也是有限的。比如崔永元追究转基因的安全问题，众人会抓住他在农业大学的表现漏洞和帮朋友代言卖较贵的有机食品（后退出）的事实，通过否定崔永元的科学素养和原有人设来肯定转基因的安全性。但事实上，论证的错误不一定代表观点一定错误，人设也不过是外人的主观假设，尤其是公众形象，其实代表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个人，真实的个人丰富而立体，哪里是简单的人设可以涵盖的。大众视野之外，总会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或更简单或更复杂的事实。真正认知和理解一个人永远是不容易的，无论他是多么简单或多么复杂。最重要的是，科学本身的问题完全没有被批评崔永元的人意识到，如果站在更深的更大尺度的哲学视野来看，转基因肯定是不安全的（详细论述见《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二十五：转基因有害吗》）；而在崔永元对电影《大轰炸》的抵制中（或许他没想到《大轰炸》会因此未上线），那些事外的大量辛辛苦苦为电影付出的工作人员和为此倾家荡产的导演何尝不无辜不委屈？！

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判断，需要更客观全面的信息，需要更多视角的看待、更深程度的思考。看了下对俞敏洪相关言论的介绍和视频，对俞敏洪是有点同情的。我常常会同情少数派或弱者，因为强者已经够强了，支持者已经够多了，而哪怕是一个杀人犯也有律师为其辩护的必要，这样才能让我们更深刻和全面的看待问题。

站在俞敏洪的角度，我想他一定有点委屈，一定很后悔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所以，俞敏洪的错误首先是举例不当。

        （一）举例的错误

任何现场的演讲，口语表达难免不严谨，尤其是对于一个抽象的结论，用具象的举例去说明，只要推敲总是会有些问题的。何况俞敏洪的举例明显以偏概全、给全体女性贴标签，但例子是说明观点的，理解一个人演讲想要表达的观点，最重要的是看观点而不是错误的举例。这是我同情俞敏洪的原因。

俞敏洪想证明的观点是“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这句话虽不严谨，但基本上还算合理，最好的举例应该是当下中国教育呈现出来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造就了为应试而读书的学生。其实应试虽然不是最完美的选拔方式，但因为有客观的标准，在现实中也是大面积最简单可行的能让底层进阶的选拔方式。而且，外国的大学也不是随便进的，也需要考试，任何企业招工也需要面试，所以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考试本身，而是具体的出题水平和对标准答案的统一化桎梏了人的创造力、思考力，考核的内容和方式不对只会让学生把知识割裂成碎片，成为只考记忆力、且把知识当做真理或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也考试，但在教育和考试的过程中并不是以灌输知识为教育的目的，而是让学生学会思考和启发他们学会自己去建立逻辑模型。而知识，无非就是前人建立的逻辑模型。也就是说，学习最重要的是培养学习力，这也应该是召开学习力大会想澄清的一个基础认知。

所以，俞敏洪的观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中国教育具体的衡量和评价方式导致了中国教育的偏性，或者说，教育的评价体系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这基本上是合乎事实和逻辑的。问题出在俞敏洪标不合适的举例上。

俞敏洪用中国女性以金钱挑选男人决定了男人只知道挣钱的素质，这种归因显然是片面的。爱情，是彼此的取悦，不存在单方面的谁决定谁。爱情，都是基于特定社会结构、文化环境下个人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权力置顶的专制社会，男人追逐权力，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女人；资本置顶的资本主义社会，男人追逐金钱，有钱可以左右选举，金钱决定权力，也决定资源包括性资源的获取能力。男人在权力置顶的社会向女人展示权力、在资本置顶的社会向女人展示金钱，和动物社会里鸟儿展示自己的羽毛、猩猩展示自己的力量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高晓松在谈到肯尼迪和玛丽莲梦露的爱情时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有时候，金钱也是。但如果你因此得出结论，权力或者金钱决定爱情，怕女人都会和你翻脸。因为爱情是直觉的综合判定，任何条件都只是爱情的条件之一，而且，任何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随着自身生理、心理的变化和认知的成长，对爱情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关于爱情的论述，可以参考《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一：爱情中的人性》）

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智质动物，人与人的最大区别在智质上而不是体质上。所以，有些男人既无权也无钱但表现出非凡的智慧时，女人也会把你当潜力股接受。当然，爱情不仅仅是智质灵魂的匹配选择，体质作为更基础的条件也是重要的条件，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但凡正常的人都不会选择仅仅有钱的老头或仅有体能的肌肉男、仅有外貌的粗俗女。人是立体的综合配置，选择也是立体的综合选择。

所以，在择偶问题上，既不是女人的选择标准决定的，也不是男人的选择标准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有多元化的标准。古代的文化一成不变，所以，男女择偶都是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达成，其目的只是家族在互利互惠原则下各自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古代没有爱情，只有婚姻。配偶的选择遵循门当户对即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相当的原则，达成当时的社会固化或稳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充分调动个人的能动性才能完成复杂社会的高效运作，所以其文化崇尚个人自由，每个人有了爱情的自主权。但择偶潜在遵循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每个人择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幸福的最大化，只是因为认知的多元，幸福的定义因人而异，大多数人都不会狭隘到只剩下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只是生存的底线，底线下的贫困难以娶妻古代现代皆然。

人类性选择的方向其实只是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决定了女性如何看待男性和自身，也决定了男性如何看待女性和自身。而且，文化具有遮蔽性，和动物的基因类似，任何单一的标准一旦成立，往往形成不断膨胀的正反馈。如动物中的有一种角鹿，因为在角鹿这个物种最初形成的时候，雌性角鹿总是只选鹿角长的最大的雄鹿交配，换句话说，性选择参与到自然选择之中，结果导致角鹿只好把自己的鹿角越长越大，直至灭绝。孔雀也是如此，因为在孔雀这个物种最初形成的时候，雌性孔雀就只选那个尾巴长的最大最华丽的雄性孔雀，才肯与之交尾，也就是说性选择参与到自然选择之中，结果导致孔雀只好把自己的尾巴越长越大，直至濒于灭绝。文化也是如此，东西方文明从起点上看来差别极小，一个是纯粹的农业文明，一个是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可是就像两支箭，在它们射出的起点上虽然夹角很小，可是等到飞向远方两者的相距就会变得极大，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各自的文化遮蔽导致了各自在自己偏角上的正反馈发展进程。这就是今天东西方文明看起来截然不同而且兼容性极差的真正原因。

所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基因的多样性一样极其重要。生物基因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其在自然突发的灾难前有更多存活的几率，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更有利于人类在变化的生存结构中找到并发展出最适合当下状况的新文化。而且，在更大的整个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多样性也能保证这个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存在，正如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应对变化的重要基础。所以，任何好的主流文化都应该是开放的、能兼容其他文化的存在，落实在性选择上也就不会存在单一的择偶标准，落实在教育上也不会是单一的评价标准。

另外，女性和国家作为部分和整体彼此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整体决定部分，但不能说部分决定整体，所以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说不通。无论女人男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载体，继承和发展着文化。而文化只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维护社会整体求存。在整体与部分中，彼此相互影响，没有哪个部分是必须对整体负责的唯一因，也没有哪个部分可以脱离整体或超脱整体而以特殊的状态存在。总之，任何个体无法超脱他所处的时代，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而任何时代的发展也是依靠个体的变化尤其是思想家的引领来实现的。当然，思想家也是时代的产物，新思想从来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上新时代的新增信息量重新耦合后的产物。思想家只是凭借其知识结构和领悟能力为新时代最先提供可匹配文化的人。

虽然我是女人，但我对俞敏洪批判女性的言论并不生气。因为这世上每个人都活在自我认知的遮蔽之中，区别只是遮蔽的多与少，以及能否自觉的自我反省。不同的人难免有不同的狭隘，生活中给别人贴标签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只是俞敏洪在公开的场合给当今全体女性贴不好的标签难免引发众怒。

             （二）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俞敏洪举例表面上表达的是：女性的择偶倾向决定了男人的努力方向，女人的文化素质堕落导致了国家堕落。

但俞敏洪随后道歉，道歉原文如下：

这表明他深层想表达的是：文化的价值倾向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女性的择偶倾向正是女性文化价值倾向的表达，女性文化价值倾向决定了男性的文化价值倾向，即决定了社会文化的价值倾向，社会文化的价值倾向决定了国家的发展。

也就是说，俞敏洪不自觉的认识深层是文化决定论，虽然道歉微博的表达仍然有问题，但他“一个国家女性的水平，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想表达的观点是：女人的文化水平代表了国家的文化水平，女人的文化水平高则与其匹配的男人的文化水平也会跟着高，则国家自然强大。这让我想起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的“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篇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文章想必没人会批判，但理性一想，把国家强弱的责任归于少年和把国家强弱的责任归于女性，有多大的区别呢？少年代表未来，但少年的成长更依赖于环境和教育，女人至少还是成人，作为母亲，更是生儿育女的中轴。所以，首先引起张雨绮反感的不是他的女性决定论，而是把国家堕落归因于女人，如果把国家富强归因于女人，大家只会觉得他绅士。但在逻辑上，任何归因显然都是错误的。

展开一步说，如果把演讲当做学术来研究，在社会问题上的任何简单归因都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社会是最复杂的系统，社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复杂问题，简单的观点通常都是错误的，如果还要具体举例，举例常难免以偏概全。

俞敏洪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女性的素质很重要，但表达的不够好，以致于成了“女性决定论”或被演绎为其他各种说辞，他真应该去买蔡康永的情商课了。

对于他表达失误或证明方式错误的批评已经很多，我不必再赘述，但批评他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让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哲学追求终极，但在横向上，这是一个分化衍存了137亿年的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任何具体问题包括科学问题都是多因素问题，所以才有了多因素分析的统计学方法。所谓的科学实验，就是运用控制变量法，每次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研究。可现实中，所有因素都是同时变化的，而且各种因素变化的先后顺序或排列组合方式不同，也会导致结果的差异。所以，哲学巨著《物演通论》追求终极的唯一因是通过纵向上的探讨完成的，唯有递弱代偿的存在性是万物分化衍存的唯一因，这个“唯一因”说到底只是一个分化的流程，所以称之为“自因”乃至“自性”更确切，所以称之为“存在性”。

换句话说，纵向上的递弱代偿存在性构成万物横向所以然的根本原因，横向上的存在作为分化耦合后的越来越复杂的存在，都是系统性存在，对其中某一具体问题局部的因果分析都是不成立的。这也是休谟说日常时空排列导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的原因，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因果只是不能证明只能证伪的归纳法之逻辑运用，注定了以偏概全。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犯错的绝不仅仅是俞洪敏，连马克思那样的巨匠也会犯错，他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持有经济决定论，或者有人提出阶级决定论即政治决定论，都是以偏概全。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影响、彼此交织、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文化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三者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也没有谁能决定整体。用《物演通论》一百六十四章的表达就是：

再者，顺便一提，既然自然衍存的晚近形式是一个愈来愈倾向于系统控制化的联动结构质态，则任何一种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上来演绎社会运动的“单因素决定论”当然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抑或是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作为研讨社会存在之基本动因的哲学理论都显得过于直观即过于肤浅。毋宁说，并行于晚级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乃至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不过是自然存在性演运派生于同一层次上的产物。亦即只有远在“社会存在”发生以先，乃至“宇宙存在”发生以先，就一直支配着一切“具有可感属性的存在”或“尚不具有可感属性的存在”的那个“存在性”，才是唯一的“自在单因素”或“预定元因素”。】

随便举个不严谨的例子，宋朝亡于元，明朝亡于清，都在表达文化不仅仅是决定国家强弱的唯一因。而元和清要想统治中原，中原农业文明的经济就只能匹配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文化才最高效，所以，就必须沿袭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以，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是自然的产物，而不是人为的结果；或者说，自然正是通过人为来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然进程。

物演的分化或发展进程在人类社会是通过智质分化（即分工分科，即逻辑模型重塑）完成的，智质即狭义的文化。所以，文化是任何社会结构变化的前导性存在，甚至可以说文化先于制度，但在真正具体的社会机构化进程中，某种文化从非主流到变成主流，必须是和政治、经济匹配并同步发展的。人类社会随着智质分化或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就好比动物社会随着基因的变异而发展，都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而自然选择成功的前提是变异的多样性，在人类社会表达为文化的多样性，正如诸子百家的出现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提，任何非主流的文化都需要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出现和成长，才能不断产生适应人类生存结构变化的新文化。

所以，最好的文化永远是既有自我认知下的文化自信，又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和兼容其他文化。无论国家、个人，都应是如此。

       （三）男女平等的错误

在舆论的压力下，俞敏洪登门妇联，专门发了最新的道歉信，内容如下：

看了以后，我心里其实是不舒服的。因为在我眼中，男女天生就不平等，非要追求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自从两性分裂开始，动物乃至人就有了性别差异，也就是体质上的区别。所有动物都本能的把繁衍看着最重要的事。生物学家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就把生命看着是基因的载体，基因的播散就是所有生命的中心任务。而雄性动物精子数量多，雌性动物卵子有限，所以，以生殖为中轴的动物亲缘社会都是以雌性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母系社会。在动物社会中，雌性的地位都是最高的，因为雌性资源是稀缺资源，所以雄鸟才需要长出漂亮的羽毛取悦于雌鸟，雄狮才漂亮威武，需要取悦雌狮，需要战胜其他雄狮获取雌性，而雌性只负责生育和照顾后代，不需要取悦于雄性，故不需要美。

但两性体质上还有一个差异就是雄性的肌肉爆发能力强，体能更好，更有竞争力，所以狮子王国、猴子王国的王都是雄性，此为“雄王母系制”。“雄王母系制”简单的说就是铁打的“她”和“她”的孩子们（雄崽成年需自立门户），流水的“他”；狮王、猴王需要接受其他雄性的挑战，如果被打败，就需要让位于新狮王、新猴王。这时候，曾经的狮王连自己的幼崽都不能保全。

因为人类的文明史的进程就是一个竞争不断加剧的过程，所以，人类在母系社会以后，渐渐把权力赋予男性以适应这种竞争，女性的地位随之降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男子主外，负责家庭的竞争求存；女子主内，负责繁衍后代、教育子女、安顿家庭。这是最符合男女的生理天分的，而且家庭稳定度很高。女子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比如中国古代的男子是不可以随便休妻的，条件极高。

只不过在近代，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发激烈和维系家庭的成本提高，女人也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竞争中去。这不是女人的待遇越来越好的，而是人类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结构越紧张，竞争越激烈，以致于女性需要反生理才能够生存，所谓女性解放，所谓男女平等，其实只是让女性承担更多的双重的任务，既要生养孩子，又要自谋生存。这也是导致现在的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原因所在。

所以，王东岳先生在《人类的没落》中认为：

“妇女解放运动”与“生存成本抬升”互为因果，即妇女也被卷入社会物质生产，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承担生育生产和家庭内务，它表征着妇女责任的叠加化倾向和女性生活的紧张化情势，也表征着人类繁育本性的社会化干扰和心理化衰竭，但却反而造成女性普遍的鼓舞和欣喜感受，此正所谓“时代蒙蔽效应”或“自戕欣快效应”是也。

这里的“时代蒙蔽效应”或“自戕欣快效应”其实就是社会的文化遮蔽效应。现在的女性仿佛都很有自主权，不愿意做生育的机器；但动物性是最基本的人性，母性是女性的天性。大自然设计爱情的最初目的就是繁衍，所以本能的爱情里，还是渴望生养后代的。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真爱一个人，又有能力和条件，是特别愿意和他多生几个孩子的。只是对于处于紧张的现代生活中的男女，尤其是中国积终身之积蓄才能买房的育龄青年而言，这恐怕只是难以承受的梦想。

我不追求男女平等，我希望在《婚姻法》、《企业法》等凡事涉及女性的法律里，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怀和保护。女性在生命的繁衍中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旨意，是人类与大自然最后的连接和启示。我想，男人、女人都渴望爱情，都能负担得起婚姻，男人勇于追求女人，女人愿生孩子、能生孩子的社会才是更好的社会。

               后记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俞敏洪，只是想说明许多不严谨的口语表达，乃至我们的许多认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认知的正确或错误归根到底就是认知的角度、尺度和深度的区别。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公众场合需要谨慎发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谨慎的批判别人和习惯性的自省自己。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