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逻辑之向度──上述之逻辑可塑性非但不能使理想思维摆脱非逻辑的自然规定，反而是可塑性的质态本身正贯彻和表达着宇宙存在性的总体制约。因为logic（逻辑）的向量与logos （逻各斯）的向量是一个反比共和常数，亦即“精神代偿”与“载体递弱”之间的关系正是自然物演矢量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这“向量”中的“向”度是不可逆转的，这“向量”中的“量”度是无可增减的。在理想质态以前的感应或感知序列中，逻辑的演动向度及其增益量度与存在度递减的物质或物种进化序列相匹配，即愈高级的物种，其逻辑能力愈强，生存力度愈弱。问题在于，作为理想逻辑载体的“人物”（“人”也是一种“物”的汉语字面词解）如何使逻辑演化的自然向度得以继续？【从表面上看，人的体质变化是微不足道的，但理性观念却似乎可以呈现出某种自演的、独进的态势，上述问题即由此生发。】（1）

这就表明，理想逻辑载体自有某种先验的、可塑的非逻辑衍存基态或非逻辑演化动势与之相吻合。【也就是说，逻辑的不可塑性或可塑性必与其载体的不可塑性或可塑性相一致：物理存在的不可塑性导致物理感应的不可塑性；生物机体的结构可塑态导致生物感应的逻辑可塑态；从理化物质的“感应”到原始生物的“感性”，再到脊椎动物的“知性”乃至高级灵长动物的“理性”，就是这种对应性过渡关系的明证。而且，后生动物机体的可复制性、可发育性以及内部结构的可运动性，相应要求具备某种与其可塑程度大体一致的内交感反馈应激系统，这个内交感系统实际上就是生物外感知系统的逻辑先声。顺便多说一句：此处暗示，由内交感系统主持的机体细胞结构化过程（可视为“体内社会化”过程）与由外感知系统主导的个体生物社会化过程（可视为“体外结构化”过程）同样具有一脉相承的自然规定性。（详见卷三）】（2）

显然，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只能是，随着外感知系统的继续分化和继续结构化，理性逻辑之载体自身必须建立身外的“类体质”可塑系统（工具化的体质结构代偿），这就要求两项前提，并由此两项前提引出两项结果：

第一项前提是，发展到理想逻辑阶段的感知代偿业已成为该主体存在性的主要构成成分，即感应属性的虚体存在（可简称为“精神存在”），在决定该主体能否存在的存在阈量效指标中，其所占的代偿效价业已大于纯粹载体的效价份额，从而使虚体代偿（指“属性代偿”或“精神代偿”）成为实体存在（指“结构代偿”或“载体代偿”）的主导要素。结果导致“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甚至“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语）的伪在之局。【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斯多葛派及其遗风流布的时代，故有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千古趣谈：“人就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进一步讲，人类的精神文明就是从对“灵魂”的关怀开始的（所谓“灵魂”即是“虚体代偿主导实体存在”的初步自觉），所以才有了古埃及的木乃伊、金字塔以及自发于各种族中的寄托灵魂的天堂、地狱和宗教思想。】

第二项前提是，发展到理想逻辑阶段的感知载体业已成为极度残弱化的衍存物，即该主体的实体存态（指“体质”状态）必须借助于其虚体代偿（指“智质”作用）来重塑自身的存在质态（或曰“改造自身的生物性状”，谓之“智质性状”，详见卷三），且其工具化体质延伸的重塑成分（可视为“体质代偿”）较之生物衍存原型（可视为“体质元在”）具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比例，从而令载体之继续变塑与逻辑之可塑趋势保持吻合。结果导致主体存态愈益失稳（或美其名曰“日新月异的科技化”）以至愈益自失（或美其名曰“自我实现的社会化”）的危在之局。【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之初，人类以工具补偿和重塑体质的物质文明即告开始，工具使用周期的日益缩短深刻地体现着“类体质”（即“智质性状”）的不踏实性或递弱性。而且，正是这种递弱演化的载体可塑性造就了代偿发展的可塑态逻辑。】（3）

也就是说，通称为“感应载体”的物演系统，可以这样人为地划分：从理化阶段的“物质”（即“物衍质态”）发展到生物阶段的“体质”（即“生物性状”或“生存性状”），再从生物阶段的“体质”（亦即“体质性状”）发展到后生物阶段的“类体质”（即“质智性状”），由此达成一脉相承的代偿衍存系统。是故，作为类体质的工具必然既分化有“感”的属性，又分化有“应”的属性，即类体质无疑是感应载体代偿序列的自然延伸（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作为“认识”之源头的物理性“感应一体”原则终将被自然界贯彻到底）。【就精神哲学而言，有关“体质可塑性”的这般简述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在随后的社会哲学卷中，此项讨论将被换一个角度予以更详尽的阐发，请读者届时再行赏析。】（4）

于是，理想逻辑的运动“向度”完全沿袭着感应逻辑和感知逻辑的固有路线继续挺进，而且完全遵循着自然物质演化运动的递弱代偿法则，令“逻辑空间”──也就是虚存代偿的“量度”──继续保持加速扩张的态势。【由此可以解释，“人类”这种生物何以会突然挣脱物种衍化的自然梯度而呈现出孤军独进的气概，以至于不管生物学怎样发展都很难把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提并论。实际上，如果将人类的类体质进化也放在自然物态或物种演运的同一尺度上看待，则人类工具化体质延伸的每一步变迁都不啻是物种变异的更快捷的继续（或存在度更低的代偿衍存方式）而已。也难怪弗洛姆要愤恨地说：人是“死的”（nekrophil），他们越来越敌视生命，却崇拜无生命的机器。】（5）

注释：

（1）卷二第七十章的精神坐标图就揭示了精神代偿增益（或逻辑代偿增益，或虚体感应属性增益）的向量与精神载体递弱（或逻辑载体递弱，或实存载体存在度递弱）的向量之间的反比关系表达着物演区间内万物单向分化的物演进程。但问题是：当感应属性增益至理想逻辑时，人的体质结构代偿已达到极限，理想逻辑的代偿增益如何进行？递弱代偿的存在性如何发挥作用？自人类文明化以来，人类体质的变化极小，而理念（逻辑模型））的变化呈现出另一独立快速增长的态势，这该如何解释？

（2）唯一的解释是，理性逻辑的先验规定性，即非逻辑演运动势能使之保持着与逻辑载体递弱的一致性，即逻辑代偿或虚体感应属性代偿与其载体总是相匹配的。具体表现为逻辑质态与逻辑载体质态的一致性，即逻辑及其载体的可塑性或不可塑是一致的：物理存在与理化感应的不可塑性相一致，生物结构化与逻辑序列化的可塑性相一致。如在相对后衍的生物中，中级多细胞生物具有体质的可复制性、可发育性以及内部结构整体运行的系统性；晚级生物尤其人类其体质、智质的发育后天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由基因和文化共同形成了自己的在人类社会中的依存方式。很显然，运动员对体质的重塑更多依靠的是内交感系统，文化学习对智质的重塑更多依靠的是外感知系统，二者共同决定了人类社会中个体与整体的存在质态。而且，社会大分工下个体的智质发育在个体的自主选择下越来越分化为不同的专业，形成不同的行业，共同耦合成人类社会。

换言之，递弱代偿原理在理想逻辑代偿阶段的实现方式分为：1、现代智人以前，体质代偿主导智质代偿的阶段；2、现代智人以后，智质代偿主导智质载体代偿的阶段，即人类文明阶段。

参考一百七十九章亦可知，依据海克尔的“胚胎重演律”，胚胎的机体结构化过程与感应属性增益（内交感系统的发生发展保证了胚胎的发育，外感知系统的形成为后天的体智成长打下基础）的过程一致，是整个宇宙物演的重演；而婴儿后天体智发育成长的过程与生物社会化的过程即文化的发生发展相一致（卷三会详解）。也就是说，无论作为个体的结构存在（存在都是结构存在）还是作为社会的结构存在，逻辑代偿与其载体演动的一致性始终不变。具体来说，对个体而言，逻辑代偿表现为智能代偿，其载体就是个体肉身；对人类社会而言，逻辑代偿表现为文化代偿，其载体包括人体肉身加所有社会人造物。

（3）总之，理性逻辑继续分化或结构化的进程是通过外向感知系统的继续分化和结构化来完成的，这就必须在理性逻辑载体（即人的体质存在）之外，建立身外的“类体质”可塑系统，即可塑的工具体系或人造物体系；通过工具体系的分化（广义地说是人造物体系的分化）来实现与理想逻辑分化同步的逻辑载体的分化。复习第八十七章“如果感知载体进而发展到机体分化和结构化代偿的自然阈限之极致，则该物种感知属性的继续演进就必须借助于某些体外性状的支持方可实现”亦可知，类体质（即工具等人造物）是体质的继续演动，如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长，刨床和龙门吊是手臂的延长，汽车和轮船是足力的延长，电子计算机是脑力的延长等等，文化或文明的发展就是工具不断升级更新的发展，这部分卷三会进一步论述。当然，类体质分化体系的建立基于两个前提并导致两项结果：

第一，理想逻辑代偿达到这样的阶段：虚体感应属性代偿在存在阈结构中的代偿比例越来越大，即逻辑载体的存在度越来越小，以致于此时的理想逻辑向量表达为虚体感应属性主导实体结构属性的伪在情状，以致于精神存在慢慢凸显为独立的存在，引发了人类对于“灵魂”的思考和重视。这也必然导致哲学发展进入认识论阶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哲学从自然哲学分化出精神哲学的标志。

所以，智质代偿主导智质载体代偿的前提之一是智质代偿成为主要的代偿构成，其结果就是“形而上学禁闭”下的伪在程度越来越高。

第二，理想逻辑载体的实体结构（即体质）分化已达极致，必须通过虚体感应属性（即智质）对工具化体质延伸的重塑缔造自身新的质态，此之谓“智质性状”或“类体质性状”（详见卷三），且工具化体质延伸的重塑部分占据的代偿比例越来越大，同步保持着作为逻辑载体的人造物体系的可塑性和理想逻辑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本身正是理想逻辑载体（包括了人和人造物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度越来越低的表达，使之呈现为愈益失稳和自失的危在情状，如科学被证伪的速度越来越快、科技产品的翻新速度越来越快，都表达了这个阶段的代偿效力越来越低。这是人类文明化阶段或理想逻辑阶段的逻辑向量表达，也是智质分化主导智质载体分化，或者说通过逻辑变革创造工具体系（或人造物体系）改变主体依存质态的越来越艰难的求存进程。

所以，智质代偿主导智质载体代偿的前提之二是智质载体的极度残化，必须依赖类体质的代偿，且类体质代偿的占比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后衍人类文明阶段的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的生存形势越危机，即文明社会的危在程度越来越高。

（4）也就是说，从理化阶段的“物质”到生物阶段的“体质”乃至“类体质”，“感应一体”的自然原则贯彻始终，即感应属性增益（即“感”的分化）和感应属性耦合起来的系统结构繁化（因为“存在”表现为结构存在，故，结构的繁化或内部耦合的实现即“应”的实现）始终保持同步的可塑或不可塑的代偿实现。如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阶段，理想逻辑或智质越来越缥缈，可塑性越来越高，而逻辑代偿增益或智质分化缔造的人类社会的可塑性也同步的越来越高。所以，作者在一百三十八章中把人类社会称之为“形而上的人类社会存在”（相较于二十二章提到的“形而下的自然存在”和八十四章提到的“形而中的自然存在”），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必需人造物（即所有公共建设）都是智质缔造的可塑类体质。当然，结构越复杂越不稳定，内部的耦合匹配度越低，所以，结构繁化的本质是其存在度的降低，这是读者必须明晰的基本认知。

（5）于是，理想逻辑的运动“向度”继续遵循递弱代偿的自然法则，不断增益（即分化）以代偿，在人类文明阶段就展现为不断加速的分科分工（即科技进步）。实际上，人类文明进程中，科技进步导致的每一次工具的升级都等于是物种的一次演进。此时，相对而言，人类的体质基本不变，仿佛是死的；科技缔造的类体质却一直在变，越变越快，仿佛是活的，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于是，人，终于从基因的载体变成了文化的载体。当然，这种说法仅仅基于逻辑变革或文化发展迅捷，相对而言，基因变异就因为缓慢而变成盲端，一如进化树上异端突起的分化迅捷造就了分化相对缓慢的侧枝盲端。

当然，体质存在显然比类体质存在更具基础性、奠基性和稳定性，所以，人类社会的存续首先要保证对基因的维系，这是通过维系自身的体质，也就是生命本身及其生育来完成的；其次才是维系文化，这是依靠承载思想的文字和作为类体质的产品来实现的。但越后衍的代偿在感知中越具有鲜明性和直接性，这导致智质代偿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人对灵魂和智慧的重视越来越胜过肉体（肉体作为更基础更低端的代偿其重要性只有在其生病的时候被意识到），对智质缔造的类体质（包括各种最新的高科技产品）追求也越来越热烈。

最后说明一点，只有完成了卷三的学习，对本章的理解才能深入，因为卷三从一百六十章到一百六十三章，才是对智质或理性逻辑在人类社会阶段更深入细致的解读，也才更清楚、更细致地说明了智质分化与社会结构的一体关系和同步可塑程度。所以，《物演通论》全书作为有机的整体是需要反复阅读的，唯有反复阅读才能逐步深入理解，并慢慢融会贯通。

注：本章解读理想逻辑之向度，说清了文明化阶段的人类社会的分化，是可塑的逻辑变革或智质分化来主导的，高速的逻辑变革不断缔造新的类体质以重塑逻辑载体，完成理想逻辑的进一步的代偿增益（即智质分化），这种可变塑的高速的智质分化（或理想逻辑代偿增益）把主体引向愈益失存的危在和伪在之局，继续贯彻和表达着递弱代偿原理。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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