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智质属性的DNA余绪──

A－Ⅰ．操纵性：人类的一切复杂行为均受智质要素──即逻辑思维和推理判断──的指导和操纵（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亦然），一如低等动物的本能行为均受DNA基因的指导和操纵一样，此乃人类之“主观性”或“人性”的位相性根源。即是说，这种“主观性”（或曰“自主特性”、“自为特性”均可）原是一切生物得以生存的自性根据，其区别仅仅在于衍存位相或代偿位相的不同。因此，所谓“生存行为”就是生命的自为操作，这种主观性越来越强的操作由智质以“自我意识”或“灵魂牵动”的方式从DNA的编程性操纵中承接和放大，就造成了自然演化形态上的“生物过程”向“文化过程”的过渡和跃迁。【正是由于对这种代偿进位关系缺乏理解，才使得发掘人性的“表型”──即人的社会性或反社会性的所有行为之总和──的本质内涵亦即文化内涵的一切企图，或者不得不从无根的智性与理性入手；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几乎否定了智质主观性的支配作用；从而形成既往哲学和社会学在两个极端上发生浅层迷失的渊薮。】

基于此，智质对载体行为的操纵范式绝不能违背DNA“不朽”的求存原则，舍此无他。【社会生物学认为，“不朽的基因”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们是“只为求得自身存在”的“自私的基因”，其实，人类的活动方式无论何等复杂纷乱，总不会超越“趋利避害”这种低下动机的支配。这使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不免要对自己同胞的智慧和情操感到气馁，你会惊讶，原本那样通达儒雅的伙伴，何以一旦陷入利害之争就无可理喻？反过来，你的朋友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认定你的“说理”怎样看去都像是攫取利益的尖牙利爪。故此，“要想说服人家，应晓之以利，而非以理”（本杰明·富兰克林语），就成为一切高明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富有社会经验的人所尊奉的“至理”名言──是为“理性”存在的“无理”法则。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人类一个个都“厚道”起来，居然一反DNA的“自私”本性，使“他人便是地狱”（让－保尔·萨特语）的社会情景消失在无私无我的利他结构之中，则届时你倒很难觉悟，那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已残化到无可自存的程度，因而不得不以他人的生存作为自身生存的前提和条件的缘故──是为“虚体智质”分化的“实体构合”倾向。】（1）

A－Ⅱ．遗传性：智质秉承DNA的遗传宿性，不仅表达在脑脊组织的先天性体质生理上，而且表达在观念结构的后天性意识形态上，这种以后天传续的附加过程弥补和扩大先天体能之不足的现象，正是智质属性用以代偿体质衍存趋于弱化的基本方式。因此，智质承传与体质遗传之间具有颇为相似的一贯性特征。【意识形态的定格或僵化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基础，因此，即使智性的认知成果逐代积累，在相当一个演进阶段，一般也不突破社会既成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延续至今的西方文明之所以被几乎所有史学家视为社会文明体制的一个系谱，乃是由于它着实是一脉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迄未遭到彻底倾覆的一体框架；再看东亚社会，即便其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在近代以来已被西方文明冲击得落花流水，但它所接受的西方社会理念和社会制度──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抑或是社会主义的──总不免发生变质变味，反倒是东方固有的“老底子”时常显露峥嵘。此外，汤因比所谓的“退隐者变容”和“复出者革新”的历史现象（参见《历史研究》上册第274─303页 曹未风等译），仍是从另一个侧面表达着智质遗传的自然桎梏，即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出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存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达成对智性定格的一次微弱蜕变或“破格”。此种稳构化的智质性态就像一部电脑被编定了程序，它虽然可以对不同的输入给以不同的输出，但终究是同一套编程的定式反应。不言而喻，智质宿性的承传稳态正是对智质生命的一种保护机制，尽管当代的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拼命想要砸碎这个“局限”也罢，此等过激倾向将给人类的长远生存带来怎样的恶果，只有由后人予以评说了，不过，就是这种强烈的“求变”心态，其实也早已是近代数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思维定式了。】

把上述扩展开来的人类行为还原到最基本的智性活动定律上予以考量，我们会发现所谓“学习”或“经验”本质上直接就表达着生物本能的原始质素，即是说，“学而习之”不仅是生命体质借助于“遗而传之”保持其存在态势的智质转化形态，而且，后天学习与先天本能之间同样具有颇为相似的一贯性特征。【一切学习过程总是表现为使智性创造活动遭到屏蔽的效果，即无论学习的内容正确与否，任何人都很难无条件地改变对它的确认和固执，这种情形正是动物从本能过渡到学习的最基本的形式，叫作“印随”或“仿随学习”：“刚孵化出来的小鸟，跟着它的母亲学习，实际上也可以跟着它所看到的和听到的第一个行动中的东西学习。例如，假如一只小鸭在一个绿色的盒子旁边孵化出来，而绿色盒子走动，小鸭就会跟着它走。假如它在盒子旁边呆过一个时期，它甚至会永远跟着盒子，而不跟着它的母亲或同伴一同行走。这个行为对于以后的行为也有影响，例如它长大了在求偶时会追求像早期引随时那样的对象。”（引自《普通生物学》 张宗炳撰章）此项智性学习活动几与本能反射活动无大区别，其原始样态后来在人类的总体社群生存中被如此顽强地传留下来，以至于人类的文化演进始终处在个别“英雄”或“高智”人物的冲动性创造与芸芸“平庸”大众的沉稳性摹仿这一固定模式中运行，致使“精英”和“民众”究竟何者创造了历史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另一种原始的生物智性经验状态叫作“惯化反应”，亦属于学习行为中不可摆脱的基本定式：“这就是在用一个刺激重复处理时，动物的自然反应逐渐减弱，最后可能完全消失。例如，动物对于一个不很强的声音会转过头来对着声音，但是它在多次听到这声音后，它转向声音的反应就越来越少，最后就完全不转向声音了。蜘蛛对于音叉振动的强声有逃避行为，但多次处理后，反应逐渐减弱，最后完全不躲避。……小鸭对于鹰的模型的逃避行为也是如此，但是对于鹰的侵袭，因为各次的刺激有所不同，就没有习惯化……。习惯化不是由于疲劳，也不是感觉适应，因为反应随着刺激处理的天数增加而减少，并且在刺激停止以后一段时间内，它还保持习惯化。”（引文出处同前）这种学习行为模式导致学习的“失学”状态，即我们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反而自动处于熟视无睹的“失察”情境之中，一旦有人指出它最表浅的某个属性，常令众人讶异其简明中的深奥。再者，人类群化生存的历史一直是一部“死者捉住活者”的历史，即传统的作用不仅不易改变，尤其不易觉察，这种惯化反应保持了人类总体生存的稳定态势，尽管它也令本性浮躁的人类偶然感到憋闷得难受。】

总之，智质运动的整个经历无疑是一个把后天经验代代传递的循序进程，一如生物的生理性状代代沿袭一样，一切体质的或智质的“变异”都只能在这个连环上发生，绝难出现凭空而来的创新。所谓自然存在的统一规定，其“统一性”就体现在这类不同形式的“遗传”夙性之中。（2）

A－Ⅲ．变异性：不过，相对于DNA而言，智质代偿毕竟是一个更其失稳的弱化衍存层面，因此，它的“逻辑变构频度”自然不免要比DNA的“基因变异频率”为高。【有人曾经借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做过一项统计，发现自古以来最著名的“历史创造者”大多都是些精神病患者，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智质的变构过程完全与DNA的变异过程一样，都不过是“稳定基层”常态生存的偶发现象。从表面上看，智质的创新活动似乎是一组难度较大的行为，然而深究一步的话，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凡创新行为断不是格外劳苦的挣扎，凡劳苦的行为多不会产出自然而独到的“新果”。曹雪芹的“辛酸”并不与他创作《红楼梦》有关，他即使笔墨不染，生存的境况照样难熬；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着实“劳苦”，智性文化的主要成果却大多出自贵族阶层的“闲逸”生活之中；其实，这“劳苦”和“闲逸”是同质的“生存烦恼”，一如生物的遗传和变异是同质的生存体现一样。人们看到创新者“含辛茹苦”，乃是对他自我放逐的精神境遇缺乏体验，“放逐者”其实乐不可支也说不定，倘若他大叫其“苦”，真则早已摆脱苦境而无以创新，假则无非是趁机作戏以哗众取宠。马克·吐温曾在某小说中对“玩乐”和“劳作”给以这样的界定：凡想做就做，不想做即可以率然罢手者，必属“玩耍”一族；反之，不想干也得干下去者，才实属“劳苦”；依此类推，则创造性活动自应算作“伟大的玩乐”，因为，举凡创造性的作业必是一种压抑不住的自发性冲动，这与生物的变异如出一辙，须知变异的过程同样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生物学之所以将这种“自发的过程”称为“突变”，乃由于它是发生在DNA分子水平上的变构，其“突”字所表达的是人类对分子临变过程的无知。其实这“突变”原本并不突兀，它不过是宇宙过程的故戏重演而已。【演至智质动进阶段，少数人“唐突”一“玩”，多数人却随之“遭殃”，这是因为任何创新或多或少都是一次对原有生存状态的“变位”，俗称“变革”，这变革立刻通过学习或摹仿在人群中扩散开来，凡拒不追随者即成了淘汰的对象，有如基因分子的某一突变不免通过性增殖的方式在种群内广播，凡未受此“病变基因”的感染者反倒可能从此沦为下位族类而落伍。殊不知这一“应变”总使应变者更趋脆弱，若非“极限之变”──即不变不足以续存，则此异变之举徒令整个族群跃迁到益发失稳的层级。然而变异者定是由于自身不足或“失圆满”而变，这一变对它来说是一个必然，变化的结局如果不使变者灭亡，则其本身常常就同时创造了一个不变不行的“极限”，因为变通者必以未变者作为自身依存的切近条件，未变者的处境随之危化。“突变者”于是反过来对“应变者”说：非我之变，你等皆亡。应变者四顾茫然，别无选择，只好颔首称是，皆大欢喜，这就是“变异”或“创新”广受捧场的“功业”所在。如果细加检讨的话，原始突变所面临的“生存极限”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否则单细胞生物何以至今长存不衰？仅在变异者必变这一自然规定的意义上，以及变异者竟被存在认可这一“有功代偿”的效益上，变异或创新才属于“积极的事件”。可见，所谓“不变通则不足以求存”的“极限”其实正是变通的产物而已。放眼寰宇，无机物界相对稳定而长存，其中变得最快的一脉就演成动荡不宁的生物世界，生物界变之过剧，遂形成种间或种内的“竞争”亦即“竞存”格局，以及物种或亚种的“生存极限”。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窥见“自然选择”的作用原理，即在宇宙演化的总体衍存区间内，加速度式的内溃性嬗变和繁复性依存是“物竞天择”的基本动因。待到这一进程步入智化生物的临产和降生阶段之际，变异的加速度业已抵达物质实存无可追随也无可耐受的极致，虚存形态的智质随之派生，作为生命系统的代偿性产物，智质运动自然继承了实存领域的递变法则，且只能一脉相传地将这种递变衍存之物性发扬光大，是为智质创新活动之渊源。】

智质的创新性变异活动于是成为自身弱化发展的远因和社会代偿失稳的近由。说它是“远因”，乃由于每一次成功的创新在当时看来都像是某种自强之举，或曰“实现在存在阈上的生存达标措施”；说它是“近由”，乃因为每一次智性的变构于随后不久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或曰“体现着上位无效代偿的弱化建构趋势”。【只看新近几百年来，无论是不列颠岛国的光荣改制抑或是法兰西帝国的暴烈革命，包括远东社会的一切苦难、屈辱及应变图强，都是智质创新运动所造就的生存态势使然。说起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结构可以幸免这种磨砺，非但如此，递弱演进的自然规定必使变异代偿的周期日益缩短，“求变”本身似乎成了不变的通例，社会运动的“浪潮”层层紧逼，令人目眩。你不能说这其中只有痛苦，因为激荡本身就是活力和兴奋的体现，站在变异者的立场上，变异者反而会为未变者叹惜，并且深深地自觉到变通的荣光，其实这是由于他已脱离了那个曾经使他照常生存的层面的缘故，倘若当年自足如故，求变无由，今天的变通者未必不是扼杀一切变革举措最积极的一员，因为追求稳定同样是他们的需要，而且可能是更与存亡攸关的大事。是故，一切革命者终于都要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保守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汗颜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智质的变构导致智质性状分化，一如DNA的突变导致体质性状分化一样。如前所述，体质性状的分化态叫作“体能”，然则智质性状的分化态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智能”。智质的变构及其性状分化由此取代了基因突变和体质分化对生物行为的主导作用，成为生物社会继续演进的现实策动源。这一进程同时使智质性状日趋细化和狭隘，作为智质载体的人类个员相应残化，独存能力倾向丧失，社会结构随之代偿性繁华。于是，整个生物晚级社会就以智性行为的所谓“文明化”形态绽放开来，即是说，社会将逐渐成为总体智质性状完整而真实的高位载体，个人却不免相应地蜕变为嵌入社会整体结构的某一具体部位的附属配件。（3）

A－Ⅳ．重组性：有人曾经提出，原始生物系统的基因突变过程不能排除病毒DNA侵入宿主细胞的融合及参与，甚至人类机体低分化的癌变细胞可能亦是某些病毒感染的后果；且不管用这个理论部分地解释变异现象是否真确，至少在古生代之初，异性的分化导致相当于大比例中性突变的基因重组迅猛发展，才造成生物史上规模化物种繁生的“显生时代”来临，却是可以确定的因素之一。所谓“基因重组”，浅显地讲，就像雌雄亲本各将自身基因的一半贡献出来，以受精卵的形式使之重新组合那样，即便在一个较小的种群内，如此代代重组的基因型也可以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排列组合，这样就使任何一种生物群体的基因库均呈现出极为富厚的多向应变潜力。人类的智质发育几乎完全是这一过程的变态重演，即智能的提高必以知识的交流为促进条件。【数十万年前的原始“智人”与现代人在体质性状和脑容量方面相差无几，却一直混迹于动物境界之中而毫不见长，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们的智力潜能本身比现代人低下千万倍，而实在是由于缺乏类似于基因重组的智能积累和交流的缘故。文明史以来，凡属封闭形态的人类社群，无一例外地都处于相对滞缓的自我积变型慢节奏历史动态之中；再看西方文明的长足发展，无论在古希腊开化之前或者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始终得益于地中海近距离航行以及周边民族易于交往的地理优势，其文明之不衰早已不是因为自家的“内秀”，而实在应该归功于得天独厚之赐。】

由此可见，历来为人称道的“文化交流”，小至私人的交际和语言的产生，大至民族之间的沟通和文明类型的融合，其源于“交流”的优势所在实际上类同于“杂交优势”的生物学现象，也就是说，智质运动体现和继承着DNA结构重组的自然定律，尽管把智性的呼应贬低到如此斯文扫地的程度的确有些令人不快也罢。（4）

A－Ⅴ．适应性：智质活动的适应性，表现为它对模拟生存性状和指导生存行为的实用效果，是为文化的“价值”或“意义”所在；宛若DNA的基因型必须表达为适于生存的体质性状和生理机能一样，是为“适者生存”的“存在阈规定”。不具有当时适应效果的基因型或遭淘汰，或只能以隐性形式潜在；不具有当时适应意义的文化成就或被佚失，或勉强以湮没状态苟存。【是故，被后人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夫子，在世时俨然是一条丧家之犬；而威风八面的六国宰相苏秦曾经致学于“悬梁刺股”之艰，其治国理论的真伪标准却首先取决于君王听了是否不至于瞌睡丢盹。时至今日，三明治的制作研究有博士学位可取，座椅靠背的曲线设计有注册专利可得，唯独基础学科的专家学者照例只能钻在象牙塔里称孤道寡。这种情形一定深受DNA的赏识，假如智质的劳思都奔向一味求“真”的险途，岂不让DNA大感时局艰危。为了生命能够长存，应用性智巧有必要永远比精深博大的学问广受青睐，万一某项堂奥之学竟成时髦，你切不可以为那是“真理”所向披靡，究察之下，你会发现它之所以突然间变得“放之四海而皆准”，要么是由于它被降格曲解以适应众生的临时忧患，要么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跃上了一个欲求膨胀的新台阶。总而言之，一切“真理”能够被生命予以确认的“真”度，必定等同于智性生物的生存适应度，亦即等同于“生存阈所限定的代偿度”，这才是唯一确实而可靠的智质定位和理性效应。】（5）

注释：

A.本章具体阐述智质属性与基因属性相类似的五大特点，以说明二者在求存规定上的一致性：

（1）A-1.操作性。

在智人以前的生物进化阶段，生物及其社会的进化主要是通过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来完成的，属于体质分化阶段；智人以后，晚级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是通过智质分化来引领，即通过逻辑变革重塑社会实体。也就是说，基因决定人的先天本能，智质或文化决定人的后天本能，表现在卷二的表述为：理性思维一旦确认，就固化沉淀为知性，故知性本能的双向来源包括感性和理性。我们通常说的直觉就属于知性，是固有理性思想和感性经验的触发，即固有思想文化乃是构成人后天本能的要素之一 。思想文化或固有认知赋予我们的后天本能一如基因赋予我们的先天本能。所以，在晚级人类社会的衍存位相上，人类的一切行为被底层的思想文化（即本段说的智质要素，即逻辑思维和推理判断）所操纵。由此可知，不同人群的文化倾向决定了其不同的行为倾向，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决定了各自社会制度的差异。智质文化的操纵性决定了文化先于制度，任何制度的实现首先需要奠定与之匹配的文化基础。任何文化和制度的形成都是一个自然的连续的渐进过程。所以，社会改造永远需要文化先行。

毋容置疑，所有文化的形成都基于特定的生存形势或生存环境。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社会早期的文化由自然环境塑形，后期由社会环境塑形。但无论早期、晚期，都是按当时趋利避害的适应性求存原则达成的，而这些文化对于文化载体的维生效应正是通过它的操纵性来实现的。

既往的社会学不清楚智质或理性的发生学原理，却想通过智质或理性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现象和行为，这是不可能的；既往的哲学则相反，想通过否定智质或理性的主观支配作用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现象和行为，这也是不可能的。想真正说清人类社会的现象和行为，首先要理解智质或理性的发生学原理，知道智质代偿与体质代偿的续贯性，才能进一步理解智质、理性或文化的操纵性，才有可能最好地解释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和行为。

基于此，智质、理性或文化的求存原则和基因一样，都是趋利避害。不同的是，如果个体仅仅秉承着基因下的本能趋利避害以求存，就无法达成社会整体上趋利避害的求存。文化之所以产生，就是为整体求存服务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作为个体，凭着基因的求存要求去努力满足自己的求存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人，服务于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以此获得报酬，且必须遵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才能在社会整体稳定存续的基础上同步实现自己的求存。正是维护社会稳定存续的一系列认知构成了维护这个社会存续的主流文化（包括道德）。当人类社会的智质分化（即分科分工）已经全球化的时候，整个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不可分割的利他结构。所以，习近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国家、个体都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角度去趋利避害，维护共同体的存续，才能更好地实现每个国家、每个个人的生存，这是由智质分化的实体构合已经全球化所决定的。人类的主流文化必须因着全球生存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物演通论》缔造的新思想正是近代到现代全球智质分化耦合的产物，也匹配着全球一体化的结果，是人类当下和未来求存最有效的思想工具。

总之，人类的延续一方面是体质基因的延续，一方面是智质或文化的延续，但在越来越后衍的人类晚级社会的智质代偿阶段，文化作为最后衍的代偿属性，显得越来越重要。人与人的不同、国与国的不同，越来越从基因载体的不同转变为文化载体的不同。也就是说，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区别随着智质代偿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文化而非基因。于是，人类从基因的载体变成智质或文化的载体，每个人的认知都由其所处的时代所决定，并继承和发展着前人的文化。文化维护社会的存续，个人的认知决定个体在社会中的依存定位。智质决定着智质载体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方式并维护其存在，当旧文化在世事的变迁中无法再维护智质载体的求存时，必然会被渐渐滋生的新文化取代。

（2）A-2.遗传性。

在人类晚级社会的智质代偿进程中，肉体代代被抛弃，显性延续和发展的只有文化或智质。延续文化的基础首先是继承，我们从小受到的通识教育到专业化学习，都是对前人认知的继承，这就是智质的遗传。而且，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确认”和“立”的过程，而“确认”和“立”就意味着对对立面的否定和排斥，所以，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阉割创造力、屏蔽其他思想的可能性的过程。这和动物的印随学习（即一旦确认终身不改）本质上没有区别，后续会有更详细的解读。所以，每个个体的认知过程本身就必然导致每个个体的认知遮蔽乃至群体的文化遮蔽。个体的认知遮蔽主要表现为日趋专业化定位后导致的认知狭隘，群体的文化遮蔽主要表现为特定人群意识形态或价值倾向的固化。这就是智质的遗传性。

在人类智质代偿的文明进程中，各地、各人群拥有的不同文化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但文化之根的力量铸就特定人群的固有灵魂家园，让人无意识的难以割舍并不断回望，这种代代继承的文化力量一如基因的遗传，常常深入骨髓而不自知。这就是智质遗传性的力量。比如东西方文化绵延至今，从古希腊发端的西方文明已经被视为一个谱系，而东方文化虽然在当代已经全盘西化，但固有的渗透到骨子以及生活习俗中的东西仍顽强的表达着它的遗传性。如今天中国人从小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但对孝顺的重视程度一直都与西方有着巨大差异，不孝顺的人总是被大众鄙夷的。这是因为几千年孝文化已经沉淀为中国人无意识的文化基底。所以，文化差异巨大的人群俨然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文化构建了人同人群的智质反应程序。

意识形态的固化或智质的遗传性（亦即文化的遮蔽性）是人类社会求存的必要基础，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社会维系自身存在度的自我保护。所以，任何文化在早期都是维护其载体求存的；但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需要文化也同步变化时，文化遮蔽才对文化载体造成戕害，如清末的西方已经因为哲科文化的巨大发展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完全改变，中国国门也被迫打开，这时候的中国文化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只有迅速的文化转型才能维系自身的生存。

另外，文化遮蔽是就特定人群的特定文化而言的，是整体性的概念。但如果把“文化”这个概念换成个体也适用的“认知”，则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认知遮蔽”。也就是说，“文化遮蔽”具体到个人，也是存在的。事实上，整个群体的文化遮蔽也正是通过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认知遮蔽来共同实现的；要打破群体的文化遮蔽，也只有从具体的个体不断打破认知遮蔽入手。尤其是缔造宇宙观模型的思想家首先打破的是自己的认知遮蔽，但新思想只有被主流文化接受，人类整体的文化遮蔽才可能被打破。

文化或认知的遗传宿性决定了打破文化或认知遮蔽的难度，生存于现有意识形态架构下的每个人都难免被其裹挟，以致于只有某种对社会的适度脱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种裹挟的力量。王东岳先生选择隐居，正是以某种“出离”的方式摆脱现存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须知，但凡有特定身份的学者或文化工作者，都难免被其特定的身份所裹挟，并容易被特定认知环境下的主流认知所同化。由此可知，“独立学者”何其难能可贵，唯其“独立”，才更有可能在对智质的反思中摆脱智质遗传性的禁锢。

当下的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已经绵延了几百年，但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限的生存资源在几百年间被快速消耗得连新鲜空气都成了奢侈品、核电有着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巨大安全问题、武器升级、气候异常、疫情频发……人类面临的系统危机在各个方面开始显现，西方文化的戕害效应已经一览无余，但西方进步论创新求变的文化已经在智质遗传性的作用下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式。哪怕最有名的专家学者也浑然不觉其遮蔽效应。

文化遮蔽或认知遮蔽的力量如此强大，还在于智质参与的后天学习和基因参与的先天本能有着相似的一惯性特征。首先，学习的过程就是智质创新被所知屏蔽的过程，因为“知”成其为“知”就在于你对它的确认，这种确认和鸭子的“印随”或“仿随学习”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鸭子把生下来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视为母亲并终身追随，而人类也往往执着于社会赋予自身的或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的各种善恶美丑的理念终身不改。二者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用书中的语言说就是“此项智性学习活动几与本能反射活动无大区别”。另外，“惯化反应”也是学习行为中不可摆脱的基本定式。“惯化反应”指动物对既无积极意义又无消极影响的无关刺激无动于衷或不予反应。例如：小鸟对反复从天空掠过的老鹰不再逃避；小鸟对田间的稻草人不再警惕；大街上的马不再害怕往来车辆等等。“惯化反应”可以使动物节省精力，避免无谓的能量消耗，但这种学习模式必然导致我们处于“失学”的状态。也就是说，基于学习本身的特性，我们无力关注或习以为常的现象（即学习范围以外的现象）会自动退为背景，即我们会自动忽视认知范围以外司空见惯的各种东西或现象，这也是文化遮蔽的一种状态。如小孩子面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会不断地追问万事万物，而大人会慢慢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在主流文化的浸染下，从不会反思主流文化对不对、是否合理，大多数人更不会主动关心与主流文化相异的各种非主流文化和各种新观念。

由此可知，虽然印随学习和惯化学习都是最原始的生物智性经验状态，但人类的文化学习，在本质特性上与二者并无区别，这是智质发育本身的续贯性。

总之，在晚级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传承就如同基因的遗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任何新文化或任何逻辑变革的发生，都以前面所有的顺序继承为基础，从来没有凭空的创新。这就是自然存在的统一规定：前体存在决定后衍存在，体质代偿决定智质代偿，前衍的智质代偿决定后衍的智质代偿。所以，智质有着和基因相似的遗传性。正如二十章所言“若欲了然任何事物的本质规定性，都不可忘记这样一个关键：它正绽放于下位存在或前体存在的失稳因素之中”。

虽然，智质的遗传性固化着我们的思想认知，但正是智质的遗传性保证着智质载体的稳定性，实现着对智质载体存在度的维护。

（3）A-3.变异性。

正如基因有遗传和变异，文化也有继承并发展，这发展多是人类中极少数的智者作为代偿的先行者拓展出人类的新知或者说由智质分化导出更多的信息量。正如基因随机变异而被自然定向选择，绝大多数被淘汰；人类的智质分化或文化创新也是大浪淘沙，成功率极低。所以，思想家寥若星辰，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难有任何建树。此为智质的变异性。

智质变异和基因变异的不同在于：逻辑变革作为后衍层级是虚拟化的软变塑，而基因变异下的体质分化是硬变塑，前者自然比后者容易得多，也高频得多。所以人类文明化以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远非智人以前的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可比。

另，文化的发展必以继承为前提，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思路的导出离不开三方面认知综合的继承：第一、马赫对牛顿理论在哲学角度的批判；第二、麦克斯韦尔方程；第三、黎曼几何。同样王东岳先生递弱代偿理论的导出也离不开多方面认知综合的继承：第一、精深的国学理论；第二、精深的西方哲学认知；第三、对科学史的贯通；第四、精深的生物学专业知识。所以，智质分化是连续的进程，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社会成员中正常的都是平庸大众，能智质创新的必是非正常的内心自发有着创新冲动的人。

事实上，个体作为信息载体能承载的信息量极其有限，只能根据自己需要创新的方向来选择自己智质继承的范围。所以，如王东岳先生这样以整个存在为研究和创新方向的需要从小就开始大量的既广博又精深的阅读，这是必需的童子功，一般人不具备，也学不来。

在连续的智质分化进程中，总有人忽略逻辑变革的渐进过程，直接把逻辑变革的结果看成质变，正如总有人视生物外在性状的突破为质变，殊不知这完全基于基因在分子层面的连续变化，二者的问题都源于对存在度连续变化或者说对本质连续变化的无知导致的。生物宏观的“突变”发生于生物微观DNA分子水平上变构，一如少数人的学术成果只是个体水平上的智质变构。DNA分子水平的变构只有通过基因扩散到一定程度并被自然选择认可才得以留存和延续，少数人的学术成果也只有通过交流或特定途径被传播被认可，被渐渐纳入主流文化，才得以留存和延续。也就是说，无论是基因突变还是逻辑变革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且都需要经过自然选择的检验，只有符合物演递弱的方向、符合当下的生存结构才会被留存下来，这种概率是极低的，就具体的文化成果而言，如果没有新思想赋予的前瞻性思考作为基础框架，更是如同在碰运气。

由此可知，我们看到的结果都是表象，是感知遵循简约原理让我们不自觉的把属于整体的东西割裂出来成为特殊的存在，从而把本质上连续的存在者在现象上误认为是不连续的。就如同光波是连续的，我们在视觉上却只有把它武断为不同的颜色才可能认知和求存。

另外，本段还特别提到“极限之变”，即不变不足以续存。强调只有“极限之变”的逻辑变革才是对存在的维护，如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因为战争工具（即智质缔造的类体质）的落后在竞争中失败，只能学习西方，振兴科技，才可能维系住自身的存在。但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和资本扩张是其商业文明跨局域获取资源的必然方式，其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服务众生，让众生活得更好更长久，而是资本家为了资本增殖，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使然。因为每一次逻辑变革（或科技更新）作为智质代偿都是智质载体存在度的倾跌，都是对失存临界点的趋附，所以从本质的存在度角度而言，逻辑变革就是稳定性的丧失，就是自砍生存气数。西方文明的基础是以古希腊文明为起始的哲科文化，它缔造精密逻辑模型很容易发现问题被证伪，因而具有巨大的不断更新的分化（或逻辑变革）能力。所以，西方的逻辑变革不是“极限之变”，不是不变不足以续存，因为它站在代偿顶端，没有人能通过更先进的工具打败它。西方的逻辑变革更多的只是文化遮蔽下的创新求变的惯性使然。

所以，作者指出“极限之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那些未变的单细胞生物至今长存，那些密林深处未被文明干扰到的人群仍然可以以原始社会的质态存在。所以，中国的改变是西方干预的结果，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呈现时，内部细小的存在度差异必然被逐步或迅速消解的结果。表面上看，西方文明更先进，但先进的文明就是好的吗？所有文明的内在缺陷都是逐级放大的，每一层改变只是自我缔造了一个更严重的生存危局罢了。落后的文明无法存续只是因为先进的文明以落后的文明群体为依存条件或资源收割对象，如果没有先进文明的介入，落后的文明是无所谓落后的，也可以依然自在的存续。所以，先进者以拯救落后者的姿态自居实在是倒置因果。用本段书中的话说就是“所谓‘不变通则不足以求存’的‘极限’其实正是变通的产物而已”。比如，采猎文明阶段，人类享自然之天成，几乎不会被饿死，而一旦有人开启自种草籽，就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为了更多草籽的供应，必然毁林造田，最后采猎文明的人只能被迫进入农业文明。现代工业也一样，一旦开始建厂房搞生产，城市规模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高，最后农村人的生存空间就被一步步压缩了，失去土地的人只好到城里打工。互联网的普及同样如此：没有互联网以前，人们并没有这项需要，一旦有了互联网且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成了须臾难离的必需品。因为在互联网的世界，不在网上的东西等于不存在，这就逼迫着所有不上网的人必须上网，否则就会被已经成为主流的互联网世界淘汰。当然，由此暴增的包装垃圾使得人们不得不接着推广垃圾分类，否则人类面对垃圾暴增，很快就只能生活在垃圾中了。但即使如此，塑料的污染也已经遍布每个角落，哪怕深海海洋中的动物体内也带着无法降解的塑料颗粒（肉眼看不见）。所以，在整体的世界中，我们缔造的所有不能降解的东西，在为人类提供了一时方便的同时，也会通过生态循环重回我们的餐桌。垃圾问题作为人类系统危机之一的所在不如新冠病毒引人注目，但世界是个整体，只要垃圾不能通过生态循环被良性处理掉，它的问题只会迅速的越来越大。当下规定的垃圾分类与其说是缓解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如说是这个问题已经严峻到一定程度尚无法解决的侧面表达。

作者特别强调极限之变不存在就是为了说明基于文化的改变可以调整人类社会的代偿速度。当下这个世界的急剧变化是以西方的进步论文化为主流导致的，这种文化对人类整体的戕害已经显化，必然会被纠正。当然，这种纠正也是在这种文化基础之上长出来的，如《物演通论》缔造的新思想，新思想之新就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文化的文化遮蔽，在追本溯源中澄清了东方文化中保守的价值。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其文化中没有促成逻辑变革的精密逻辑，即没有分化素质，导致中国成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停滞的社会；西方文化在哲科思维精密逻辑的调动下缔造了科学时代和商业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殖民扩张或资本扩张跨局域获取资源的需要，中国的“生存极限”可能还不存在，还会一直停滞着仿佛若侧枝盲端。所以，逻辑变革的发生只有在社会分化耦合即最后全球必然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才有意义，但这也是代偿层面的意义，因为社会分化的极致就是存在度趋近于0的衍存位相上的失存临界点，所以，这不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该追求的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根、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存在度，虽然这分外艰难也罢——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只要还是竞争思维而非合作思维，对代偿程度的追求就不可能停止。这也是《道德经》一直在强调守护其根却终不可能的原因所在。《道德经》第五十二章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里的“母”就是分化出万物（即“子”）的本原存在，就是存在效价或存在度。故，在中国的保守文化下，守护存在度才是维护存在，尽管这种观念极具价值，但我们仍然需要明白，对存在度的维护，只能守一时而不能守永远，虽然这一时在物演进程中是很短的一瞬，但对人类而言却可能是几千几万年乃至更长。马克思口中的停滞社会，只是相对西方社会的快速嬗变而言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分化是以积变型慢节奏的方式相对缓慢地行进在自然的分化进程之中的，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特质，只是其特定存在度下与自然特定的依存方式。

总之，在递弱代偿的自然律下，纵向上存在度递弱导致万物加速度演化，横向上日益繁复的依存本身就表达着越后衍物种依存条件趋繁的愈发艰难的危存境况。在晚级人类社会阶段，体质分化走到尽头，只好通过智质分化继续自然存在的分化进程。所以，纵向存在度递弱是智质创新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而横向依存日益艰难是智质创新在晚级社会代偿阶段的直接原因。所以，每一次创新，在横向观照的表面上仿佛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纵向的实质上，一定会缔造更大更严重的问题。于是，恶性循环下智质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以致于在主流文化的遮蔽效应下，人们把创新求变求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的常态，对科学进步的虔诚追求已经成为另一种保守。所以，在当下真正的创新是对科学、对主流文化、对人类引以为荣的文明做彻底的反思，科学发展的每一步（即智质分化的每一步）都需要在哲学层面（即整体的层面）上达成整体的观照和理解，才谈得上有没有意义乃至有何意义。

在晚级人类社会，智质分化落实到实物上就是一切工具等人造物的分化，一切工具等人造物就是智质性状，是人类智能求存的方式，本质上一如体质分化下的体能求存。这时候，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也只能用分科继承和发展的方式成为人类智质载体中的微小部分，是为专业化。这时候，个人在专业领域的认知越来越深，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越来越远，只有哲学家肩负着人类如何理解整体世界的任务。哲学家只有完成追求终极的哲学任务，才能把人类破碎的知识耦合成一个整体、把破碎的世界还原成完整的世界。只是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论转向、一直到现代分化出的各种哲学，早已经不再追求终极了。哲学本身在自身的分化中迷失了自己。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爆炸下有限的个人能力越来越难以追求终极，更表达着递弱代偿分化律下每个人的认知遮蔽和盲存状态。于是，人类对科学发展的追求几近疯狂，智质性状（即人造物）反客为主，占据着社会实体结构中越来越大的比例；最后，人反而成了镶嵌在社会实体结构中的微弱存在，成了人造物的附属物。这时候，世界越来越破碎，个体越来越残化，《物演通论》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耦合或整体还原就变得尤其重要，对人类未来的求存有着最重要的意义。

（4）A-4.重组性。

复习第一百四十章可知：“基因突变”（包括“对突变后果的自然选择”以及“中性选择”），是宇宙物演进程发展到生物阶段之后，仍然一脉沿袭前生物的即分子形态的固有运动惯势，以继续贯彻递弱代偿法则的特定方式。异性繁殖（即父本和母本各为合子细胞贡献双螺旋DNA的一条单链）相当于在一代期间发生了50％基因组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基因早已通过了自然选择的认可，亦即呈现为大规模的“中性选择式突变”，从而导致生物变异和变种的实现速率陡然加快（此乃造成寒武纪前后物种纷呈之“显生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有力地促进了生物之体质性状分化得以多向度的展开——因为即便在一个较小的种群内，代代重组的基因型也可以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排列组合，这样就使任何一种生物群体的基因库均呈现出极为富厚的多向应变潜力。

也就是说，体质代偿阶段的分化是通过基因突变或基因变异来实现的。在性分化下的异性繁殖之前，基因突变或基因变异的速度是很缓慢的，异性繁殖以后，因为父本母本各提供50%的基因组，相当于发生了50%的突变，当然，这些突变早已通过了自然选择的认可，所以是中性的。这也是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原因。而生物的多样性有力地保证了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

智质分化作为体质分化功能的延续，也变态重演着这一自然规定：文化的发展以文化的交流为前提，一如体质分化以基因重组为前提。此为智质的重组性。

事实上，文化交流形成的优势一如生物学上的“杂交优势”，如古希腊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环境，不同地区的人得以充分地交流，这才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不断更新，延续成最重要的一脉发展乃至近现代的辉煌。当然，过度的交流也有负面效应，它导致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就遗失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即最原始的前神学文化（如最早的象形文字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致于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始终无力纠正自己的文化偏性。而中国文化正好是前神学文化，所以，有着中国文化素养的王东岳先生才能为西方文化纠偏。递弱代偿的新思想是东西方文化底层的融合，是对人类整体认知的重塑，所以，它可以引领局部具体领域的重组或创新。在智质高度分化的今天，跨领域、跨学科的交流与重组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局部具体领域的重组或创新往往也能丰富递弱代偿理论的细节并成为证明。

因为西方文明一开始就遗失了自己的根，从而也失去了通过回溯根源认清自己的能力。中国今天大国崛起，是全力以赴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而中国从清朝开始衰落除了自身文化缺乏分化素质以外，更是因为在文化上自我封闭，总以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自居导致的。

总之，新文化的产生必定是交流的结果，文化的交流一如基因的重组，故开放性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无论个体认知还是群体文化都需要保持开放性，并习惯于自我反思，才能打破遮蔽与僵化，不断自新。尤其是需要对与自己认知完全相反的理论保持高度的热忱，因为弄清相反理论的所以然，才能消解相反理论表面上的矛盾，这也意味着你的认知步入了更高的层级。对于基础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趋同性确认和保持表层文化的多元性并不矛盾。前者维护我们的整体求存，后者如同我们需要建立物种（尤其是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基因库一样，文化也需要建立起文化的基因库，才能在应对未来时保持更多的可能性、适应性。

也就是说，对于个体而言，除了专业的精度学习，更需要跨学科的广度学习，更要尽可能地了解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解智质分化下个体的认知狭隘和文化遮蔽。人类整体求存也需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越是多样性的融合，尤其是表面相反文化的融合，才越可能缔造出适应人类当下求存的新文化。《物演通论》作为新思想就是在底层兼容了东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它得以产生的大背景就是王东岳先生作为中国人有着良好的国学素质，但在学习西方的大环境下又同时深刻的理解了西方文化，才有可能完成二者的融合。

当然，随着知识量的爆炸，深度的思想交流往往依赖于读书，一个复杂问题的认知显然很难通过争论达成一致。全球文化的多样在表层上也无法达成统一，只有《物演通论》这样在底层兼容的宇宙观模型才有希望引领未来成为主流。

（5）A-5.适应性。

智质或文化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达成有效代偿下的求存（即依存实现），故人类社会任何知识的发生和认可都基于其衍存位相下存在度的匹配需要。正如变异的基因是否被自然选择取决于它是否满足当下衍存位相的求存需要，新文化是否被当下的社会选择也取决于它是否满足当下人类社会衍存位相的求存需要。此为智质的适应性。

也就是说，任何文化成果能被自然选择留存，都是因为它的代偿度与文化载体的存在度正好匹配。过早或过迟都没有效用，即没有求存或求实的意义。

比如孟德尔作为遗传学的鼻祖最早通过豌豆实验提出基因（当时未必是用了“基因”这个词语）学说的一系列结论，精确回答了生物如何实现遗传的问题。但孟德尔的学说三十年内没有引起学界任何反应。三十年后，有三个学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做了孟德尔的实验，然后宣告自己有重大发现，这时候人们才想起孟德尔的实验论文，并因为孟德尔完美的实验论文把这个发现归还给了孟德尔。真正有价值的学说一定不会被埋没，不被认可可能仅仅是提出过早了一些，高于了时代代偿的需要。

总之，一切知识都非真，非科学不证即伪，科学凡证皆伪，但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知识仅仅在于它们在人类特定的衍存位相上实现了当时的依存需要，维护了人类当时的求存。所以，真理之“真”，仅源于当时代偿依存实现所达成的求存之“实”。任何文化，早期维护人类求存，晚期戕害人类求存，就是因为其适应性必然随着人类衍存位相的改变而丧失。

文化需要的适应性决定了哪种文化能代表未来是既定的，由当下的生存结构决定。地理环境决定了特定人群初始文化的特征，这个特征因为文化的遗传性始终会发生作用，但后续的发展和太多其他因素有关（与地理的关系越来越小），文化的代偿情况直接表达着文化载体的生存情况。

注：本章接着上一章开始具体谈智质代偿沿袭体质代偿求存性规定之三项特点中的A项：文化编程取代DNA编程，即智质作用于智质代偿具有的操纵性、遗传性、变异性、重组性和适应性特点，一如基因作用于体质代偿的特点，这是不同层级代偿的续贯性表达。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

希望本公众号对您学习《物演通论》有帮助！思想的传播需要我的初心和坚持，也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励！欢迎提供反馈，或赞赏、转发，或批评、指正。谢谢！

1、欢迎读书困难的同学关注“物演通论注释”公众号，有逐章的注释以供参考，二维码如下：

2、请关注“物演通论看世界”公众号，二维码如下：

3、请关注“物演通论读书会”公众号，二维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