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看起来像是一鳞半爪的分论，实则已基本勾勒出生物晚级社会的结构分化轮廓及其代偿演运轨迹。其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漫谈的方式来探讨质地严密的人类社会构成序列，乃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作者必须照顾到既有的社会成见，即必须设法将全新的逻辑血脉贯通到旧有的社会概念体系中去，从而使社会学的脱胎换骨过程成为一个自然成长过程，而不至于显得过于突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完成对既往社会观念的梳理和批判。【有鉴于此，我特意将有关“社会定律”（第一百三十四章）以及“社会原理”（从第一百四十六章到第一百五十七章）的讨论放在生物初级社会和生物中级社会的文字部分中进行，这样既有利于阐明社会演化的自然源流，也有助于化解一般人文学者对“博物学式的研讨人类问题”或“理科式的研讨文科问题”的排斥和拒绝。然而，迁就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毫不迁就的革故知新，因此，我建议读者最好能够重温上列小括号内所提到的重要章节。】（1）

 实际上，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是不可预知的，甚至就连未来逻辑的思维形态也是不可预知的，因为“未来的社会”和“未来的思想”一样，都是高速嬗变的临末代偿产物，你不处于那种“存在效价进一步有所流失的衍存位格”上，如何可能堕入那个“代偿效价进一步有所递增的相应情境”中？也就是说，“当下之知”尚且不知“未来之知”的模样，又如何可能借用“此知”来捕捉“预知”的对象呢？由此可见，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永远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正如对绝对真理的宣示终究只能落得个相对谬误的贻笑一样，尽管这“空想”之中大抵寄托着未来存在的动势也罢。【故，所谓“科学”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或曰“位相性的”）思维形态和行为方式，它必将被另一种或另一系列“后科学”的自为机制所超越（当代西方的某些新怀疑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约翰·霍根等人对“科学”提出了种种质疑，就是这一自然进程的先声）。从感应形式的演进位相上看，“科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存在度较高的“前理性逻辑属性”和“前文明社会实体”，即那些存在质态相对稳定、结构质态相对狭小、且能够搬入实验室里任意分割或借助于感官媒介加以实证的对象，而不能是“把握对象的对象”（指“精神”）或“左右主体的主体”（指“社会”）。】

 因此，“人文社会学”总是不能在“社会科学”上成立。【即是说，它必须基于科学，又必须超越科学。因为它所面临的对象及其由以出发的主体原已超出了科学观照的范围。所以，“精神”和“社会”要么在广义的科学时代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要么在科学鼎盛的今天又不能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其实，往后的自然学科亦将不免如斯，当今的理论物理学（譬如“超弦理论”）即为此种“越位”的端倪──越位到更为虚脱的逻辑境界中去了。】（2）

 这倒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注解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所倡导的“认识你自己”的主观超前意识：即“人”自身直接就是自然物性的发扬和自然存在的凝炼，因此人的心理倾向、逻辑趋势以及性状演化──即“你自己”的全体──都在朝着“自然规定的衍存格局”发展，或者说，都在朝着“宇宙物演的社会化衍存终局”发展。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就是最好的心理学旁证（参阅《人的动机理论》〔美〕马斯洛著），不过，对马氏的划分必须给以更深入的开掘，才能窥见人性发生论的根源和长势。让我们也从处于最底层亦即最“优势”的层级谈起：

 所谓“生理需求”（the physiological needs），马斯洛很精确地将性要求从其中排除，只留下食欲所发动的“饥饿”来支配一切。这第一层需要实际上就是原始单细胞的全部欲求，由于单细胞生物结构简单，故可孤雌裂殖，“繁”“育”无分，于是遗传性代偿的效价颇高，基于此，单细胞生物没有“安全需要”，因为它们的总体生存度太高，全然不必为逃避自然死亡或环境灾害而奔命；也没有“爱或归属的需要”，因为它们自性圆满，无须寻求残化者的依附或补合；至于其他的社会性需要更是无从谈起，因为它们的社会度极低，何必为了取悦于另外的同胞而自寻烦恼？单细胞生物作为所有生命最古老最稳重的始祖，就此把分外简单的充饥之需传给后辈，却不料它居然成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活物最强大最优势的需求，令念念不忘“民以食为天”的人类看起来着实与其他生物无大分别。然而，多亏了这个“为嘴”的根性，人类才保留下来了那么一丁点儿稳重务实的气质，否则真不知他们会轻狂到何等危险的程度。

 再看“安全需要”（the safety needs），这已是细胞多聚体的后生动物们趋于弱化的首要指标，或者说是神经网一旦形成就要承受的第一桩痛苦，它们的生存度减弱了，所以立刻需要某种敏感的保护机制予以代偿，是为安全需求的渊源所在。可见一切痛苦都是安全生存的指南，而一切发展都是朝着不安全的方位逼近，只有这两者对等运动，生命的递弱代偿演化进程才能继续。可怜的生命因此陷入无尽的恐惧之中，它们刚刚不满足于混饱肚子，就得为这种不满足付出令其胆寒的代价，这个代价至此还不算太大，再往前走更要付出“快乐”形态的代价，到那时它已丧失了自身的一半，然后尚须将另一半交付给社会去处置。

 这就是所谓“爱的需要”（the love needs），或如马斯洛所说，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何谓“归属”？就是残化了的自身去追寻失去的完整。从表面上看，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只不过丢失了性增殖能力的一半，这种丢失反而给它们带来了实现爱欲的快感；殊不知消受快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快乐”无非是代偿残缺的生理诱导；你受其挑逗兴冲冲地奔去，就不得不把自己天赋的主权卢梭式地让渡出来；你不受其诱就无可存续，你要存续却先得奉献自己；须知性的缺失与补合正是生物社会结构化的初始原因，你为性爱把自己设为牺牲，其实是主动地将自我供上了社会祭坛；试问，你得耶，抑或失耶？是追求到了完整的自存，还是沦落以至彻底的自失？是故，马斯洛要把“爱”泛化为“与性并不是同义的”一般的爱，其实那已不是原质的“爱”，而是哪怕你恨得咬牙切齿也不得不既“给别人”又“接受别人”的社会制约了。

 于是，“尊重的需要”（the esteem needs）油然而生，这是丧失自身后的一点儿影子般的自我残存，或者说是供奉了血肉之躯的幽灵保留，因此它显得格外贵重，再也经不起丝毫的折损，其实它的贵重正由于它是所剩无几的轻质残余，你之所以感到活就是活了个尊严，乃是由于你早已把自己不自觉地支付给了社会，并由这支付不等价地换回了少许弥足珍惜的自尊。可见，所谓“尊重的需要”无非是对自失于社会的虚假保全，或者是对陷身于社会的一种否认，本质上至多属于反社会倾向的无声叹息而已。故此，真正完全融洽于自身所在社会的动物和人，反倒可以不用关怀尊严的得失；一旦它在社会上碰壁，或处在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境况之下时，尊严的计较立刻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显然只有一条路可行，那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入社会，然后反过来把社会整体视为自身存在的超越、扩张和证明，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the needs for self－actualization）的质性内涵。它表现为一个人“正在干称职的工作”，“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叫作自我实现。”（以上引文均出自《人的潜能和价值》，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换句话说，既然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残化了，那就让我们老实而无愧地确认甚至追求更彻底的残化，并为这种残质的存态居然能在整合代偿的社会组织中得以定位而庆幸，由于不彻底的残化者反而不免与社会实体形成若即若离的龃龉态势，因此所谓“自我实现”只能是指自我残极的社会消融或社会实现。【这就是“人格”在“社会坐标”上的尴尬位置。（参阅本卷第一百二十五章的坐标示意图。）】

结果，可以认为，人类的需求层次俨然就是生物进化及其社会演运的人性化翻版，其发生序列恰好“排列成一个优势层次”（引文出处同前），即越低级的需求越显强悍，越高级的需求越易迷失，这种情形适与生命存在的递弱演历相呼应。不过，应该说明的是，现行的“优势分布”，一方面提示被人类看作低等生物或更低等非生物的下位存在实质上具有应予逆向评价的优势存在度，另一方面也提示人类的社会存在尚处于社会结构实体化发育的过渡阶段。迨至整个人类的基本需求普遍达到以追求“自我实现”为第一要务──或曰“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语）──之时，社会才能骄傲地宣称，它已演进到整个自然实存的无上巅峰，并将卓然而立的智性生命彻底吞没了。】（3）

注释：

（1）从一百六十五章到一百七十七章作者论述了经济、文化、政治、自由、平等、阶级、革命、战争、民主、道德、正义、国家、大同十三个概念以说明人类晚级社会的结构分化轮廓及其代偿演运轨迹。这十三个概念的解读和前述一百三十四章五条社会定律、一百四十六章到一百五十七章十二条社会原理是统一的，都是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下的解读。正因为这些概念都是既有社会学的最重要概念，才需要通过进一步解读以说明其在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下的全新内涵，这是沟通既往社会学与本卷社会哲学的必要说明。

（2）预测未来只能是趋势性的，不可能预测细节，这是自然规定下纵向的必然性与横向的偶然性决定的。如基因突变随机多向，虽然自然选择会因存在度递弱而按照代偿度有效增加的方向做出选择，但具体的变异方式无可预测。如任何理论的正确都有其时效性，故任何经验最终会失效。也就是说，预测未来如战略指导，只能是方向性的，具体的战术只能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二者是道与术的关系。道决定术，术实现道，但道只是纵向演化的必然方向，这个必然进程的实现依赖于所有具体存在横向的偶然性耦合方式。

未来社会具体的生存结构、思维方式及其思想等当下均无从具体预测。科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相对低层级逻辑属性（如理化感应等）和智人前简单的社会实体（如动物社会）。“把握对象的对象”（指“精神”）或“左右主体的主体”（指“社会”）都因无法纳入实验而在科学可观照的范围之外。所以，“人文社会学”只能以哲学为基础。哲学和科学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哲学离不开科学，因为科学为哲学提供具体素材，但哲学通过抽象在更高层级上又超越了科学，所以，“人文社会学”注定离不开科学却需要超越科学，需要在最完整的宇宙观视角下（即哲学基础上）找到自身在人类整体认知中的学科位置。

而且，实证科学随着抽象层级越来越多，其实证（即证明广义逻辑融洽）越来越难（如“超弦理论”难以实证），必然越来越没有出路。人类对科学本身的深彻认识，对科学局限性与最终代偿的无效性（指无助于存在度的维持）的醒悟必然使人类步入后科学时代。科学注定只能是人类特定衍存位相下的特定思维方式，它的产生和消亡都在自然衍存的规律中早已被先天注定。

（3）人是宇宙物演分化之集成：从基本粒子分化成原子、原子分化成分子、分子分化成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分化成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物分化成多细胞生物，最后才分化成了人。而人性也必然是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之物性属性之集成。所以才说，人性是物性的绽放。很显然，与人性最靠近的动物性就是人性的直接基础，或者可以直接说，动物性或兽性就是人性的基础，一如潜意识是显意识的基础。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人性对兽性的反作用，也一如显意识对潜意识所起的改变作用，一如理性对感性的压抑或改变。

简言之，人作为特定衍存位相上的特定生理结构给定的物种，其基因直接决定了它作为人的可能性，这是人性的先天因素，但一切基因决定的人的可能性必须经由后天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不同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人性的后天因素。其实，社会环境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延伸，社会环境本身就代表了特定的自然衍存位相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也就是说，特定衍存位相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了人性的展现，而且，人性的分化发展（落实在基因层面上即自然选择决定的变异方向，落实在文化层面上即社会环境决定了的文化方向）本身就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推进的。

可以想象，一个现代的正常婴儿如果生长在狼群之中，其学习语言、文字、绘画乃至各个学科的能力都不可能发挥和落实；如果生长在独尊儒术的中国汉朝，学习的必然是隶书汉字，秉持的必然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而不可能拥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正因为这个后天的局限，生在明朝的王阳明无论怎样格竹子，也不可能了解竹子在植物学中的纲目科属，更不可能了解竹子的细胞构成。凭肉眼格物，无论怎么观察，都不可能“致知”的。正确的格物致知，需要把“物”与空间内的其他“物”相比较而归类，并把所有“物”放到时间上去比较它们的产生、发展、变化才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知”，即“致知”需要在最大的时空范围内比较所有的物的属性并根据彼此的关系予以整顿或顺序归类。

总之，人类社会或生物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的发展进程就是人性的形成乃至流变进程。所以，人类要认识自己就必须把自己放到整个自然演化的框架中，要认识人性就必须从物质演化的进程中了解从物性到人性的凝练过程乃至文明化进程。就算我们不极端地去考察人性和原子属性的关系，单从生命开始考察，也能清晰地看出其代偿增益的分化脉络，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完整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进程：

A、“食”的“生理需求”。

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的能量需求乃至饥饿感构成人性最深层最基础的欲望：饮食。能量需要是人的最基础需要。它渊源于单细胞生物就具有的首要需求。生命从诞生起就显示了它最基本的特征：新陈代谢，也就是能量需求，所以，这是最重要的生理需要。没有安全感、没有爱情等都不会死人，没有水和食物，任何人都只能湮灭。

只要看看那些贫穷的挣扎在温饱线的人如何求存、看看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就能明白这个基础没有保障，其他一切都是虚妄。所以，中国人自古倡导“民以食为天”，告子说“食、色，性也”时，也本能地把“食”放到“色”的前面。

另外，个人的求存和国家的求存在需求层次上也是一致的，所以基辛格才说“你如果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如果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相对而言，石油代表后衍工业时代国家最重要的依存条件，粮食代表人类最前衍阶段最基础的依存条件。所以，粮食安全永远是国家安全中最基础的生命线。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以粮食安全为基本前提。

B、心理上的“安全需求”。

所谓“安全感”其实就是指示生存依赖或依赖而不可得的痛苦提示。它渊源于生物形成神经网以后神经系统的自然生理反应，以此指导生物的安全求存。但凡具备了神经系统的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甚至于尚未分化出神经的厌氧性单细胞生物都会远离水中的氧气泡。这是生物求存必备的感应属性功能。于是，趋利的安全性需要成为了所有生物深植于生理层面的基础需要。但凡面对危险没有恐惧感、面对伤害没有痛苦感的生物都会被自然选择淘汰，于是能最后胜出的人类必然成为了承载痛苦的集大成者。当然，落实到不同时代或者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面对不同的复杂生存处境，其没有安全感的方面也会有差异：

如农业文明的农民面对天气恶劣的变化会缺乏安全感；商业文明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面对货币没有安全感；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了，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无论有钱与否，每个人都越发焦虑了，没有安全感。如对儿童而言，父母是安全感的所在，那是他求存的依赖所在；对没钱的人而言，金钱是安全感的所在，因为金钱牵挂着他几乎所有的求存条件。有些人在金钱上缺乏安全感，可能是缺钱的经历使然，有再多钱还是没有安全感，于是无穷无尽追求金钱；有些人在爱情上缺乏安全感，有的是先天的敏感，有的是和特殊的爱情经历有关。正如一个被蛇咬过的人看到绳索也会没有安全感，即“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更极端的经历引起的应激性创伤障碍综合症更是维护安全的生理、心理系统的病态反应了，一如免疫过激也会引发各种疾病乃至死亡。这种因安全需要引发的生理疾患只有在人类这儿格外丰富，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应复杂生存需要而分化出的神经系统格外复杂也格外脆弱所致。它从根本上表达的是：所需的依存条件越多，越没有“安全感”。

正是因为人类的依存条件越来越多，依存关系越来越脆弱，个体、企业、国家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或者说越来越具有危机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都表达着这份安全感的缺失越来越严重。

安全感问题的愈发严重彰显了生物乃至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二者的生存匹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难，生物乃至人类身心内在安全需要反而越来越迫切。于是，在安全需要的基础上生发出更后衍的爱与归宿感的需要。

 C、爱与归宿的需要。

因为性分裂造成的先天残缺，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爱情获得归属感。它渊源于基因遗传在异性生殖状态下完成性耦合需要的性诱导。也就是说，自从性分裂导致生殖需要产生异性吸引或异性亲和，就缔造了生物乃至人类性耦合的生理需要。性，就是最原始的爱情。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化，人类的爱情在性需要上也分化或叠加出了越来越多的其他精神需要，但性需要始终是爱情不可或缺的最基础的底层部分，否则那就是异性之间的友情而非爱情。生物正是以性为核心建立起了家庭乃至更大的亲缘生物社会，人类氏族社会直接就是亲缘生物社会的继续。于是，由性而家，由小家而大家建立起的血缘群团就成了靠爱情和亲情耦合起来的亲缘社会。及至亲缘社会扩展为超血缘社会，人类的爱也从具体的异性之爱、血缘之爱扩展出超越血缘关系的在衍存位相上位于爱情与亲情之后的友情乃至普遍的同情心和普遍的爱。这种对世间万物、对芸芸众生的普遍的爱给予我们更大更稳定的归宿感，这就是皈依于道、皈依于整体思境或格局下的情感。当然，具体的爱和普遍的爱并不矛盾，如果对家人、朋友都不能真诚善待，何以善待天下人？！最关键的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就算你怀着普遍的爱，你也无法施惠、施爱于天下人。墨子怀揣着兼爱非攻的思想却仍然支持独裁就是因为普通人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更不能主宰最大多数的底层普通人的命运，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的英明。

显然，完美的爱情就是完整的自失，通过自失于爱人、家庭，最后自失于社会。从性爱到血缘之爱，到超血缘的更普遍的爱，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作为本原存在的分化残体，内在有着归一或归于整体的耦合倾向所致。当然，这种耦合是分层级的，所以才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这“群”可以小到几个朋友，可以大到整个国家乃至人类，乃至万物。

自然人本身就是社会人，所以，不同层级的爱，从具体爱某个人，到爱家庭、爱企业、爱祖国、爱全人类，都是归宿感使然。网上的微信群、QQ群，亦然，都是因为彼此的某种共同性而共同归宿为某一个集体。只不过这些归属感有些是暂时的，如作为某个微信群予以的归属感；有些是长久的，如作为中国人的国家予以的归属感。

D、尊严的需要。

尊严，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代偿出自我意识以后，以“我”为中心，在依存条件日益膨胀的社会中需要得到别人或社会认同以求存的产物。

前述饮食与安全感、爱与归宿感，说到底都是生理、心理、情感上的需要，尊严则是一个人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后在更高层次上代偿出的精神上的需要了。当然，这也是每个人作为社会人求存的精神需要。

在日益分化的社会化进程中，个体求存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认可，否则作为社会人就是失败的，甚至因此而导致求存失败，所以，许多人越来越在乎别人的评价和对自己的态度，以至于越来越象是为别人而活。对于公众人物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大众的评价和态度更是直接与自己的口碑、利益相关。位高权重者更是通过别人的尊重找到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感。强烈的自尊源于深层的自卑，是身处社会中自身与别人盲目比较而生的心理产物。真正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对社会有深刻认知的人，真正不以“我”为中心的人，真正理智而自信的人，自然能够宽厚待人，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不会在乎的别人的态度或斤斤计较所谓尊严，如唐朝的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典故来源）、明朝的王阳明（临终遗言“我心光明，夫复何言”）。

中国西汉初期因为打不过匈奴而被迫和亲，这是一种军事能力不足时只能以非军事手段捍卫国家稳定和平的不得已，所以让汉朝人觉得耻辱，觉得丧失了国家尊严。盛唐时，唐朝每次都能打赢吐蕃，但打赢后都答应了吐蕃和亲的要求，这与当时汉胡融合的基本文化原则是一致的，所以，唐朝和亲的实质是通过基因、技术、文化输出以求达成汉胡融合统一的一种文明扩张手段。所以，面对唐朝的和亲，吐蕃是满怀感激的，唐朝是有尊严的。也就是说，和亲本身与尊严无关，与尊严有关的是奠定和亲基础的国家实力以及国民的文化态度。真正有实力、有文化自信的大国自带尊严。个人也一样，越是在社会上成功的人，越是自信的人，越不会有尊严的需要，或无所谓尊严，只有在社会上遭遇挫折的人，只有不自信的、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才格外在意别人的态度，才需要时时准备着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真正实力强大到别人不敢怠慢或者凭着实力真正自信的人都是极少数的，所以，尊严永远是大多数人献身于社会后无可消解的需要。

E、自我实现的需要。

所谓“自我实现”，就是指人类理性代偿出自我意识以后，在智质分化主导智质载体分化的文明化阶段，随着智质不断分化，为了参与社会分工而不断残化自身以寻求自身在社会中的依存定位，并自诩残化为专业化，以获得自我和社会的肯定；或者说，“自我实现”就是在人类最后衍的社会高度结构化的文明进程中，个体在身体残化到极致以后，继续通过心智的残化进一步献身于社会，实现自我的社会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和生存意义。这是自然人必须以社会人的质态求存的唯一生存路径。它渊源于智质分化，是个体作为智质载体以后求存的方式，也是社会分化耦合的方式。

也就是说，自我的尊严、自我的价值实现都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精神逐步代偿的产物，是理性发展到具备自我意识、可以反思自身的程度时进一步代偿增益的结果，也是后衍社会代偿落实到个体时的代偿增益之需求展现。在农业文明阶段，社会等级井然有序，农民作为主要的求存主体依赖于整个村庄的协同耕作，所以没有寻求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只有在商业文明的社会大分工下，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选择专业和职业，于是自我价值的确立和自我实现的要求才成为普遍。所以，所谓自我实现就是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把它做到最好，也就最好地完成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功能或依存定位，也就是完成了自我在社会中的最大代偿价值，是为自我实现。

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基于自我残化而生发的。智质分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自我实现的需要越强烈。所以，智质分化下追求自我实现的“自我”并不是圆满的“自我”，反而是最残缺的“自我”，因为唯有彻底的残化（即专业化），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社会定位。这时候自我实现的社会定位就是个人生命意义的定位。

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圆满仅限于思境。因为人类的“知”的代偿是一个从前神学、神学、哲学、科学逐步分化的进程，随着知识量的增加，已经没有人能在所有的领域实现专业化，但每个人却仍然有将其认知整顿成一以贯之的统一系统的本能，但凡实现了这种整顿的人也会自诩开悟、得道或圆满。但在现有的信息量下，只有打通了科学并在科学信息的背景下重塑了哲学，系统地理解了宇宙存在史、反思了人类文明史，有能力将这一切统一成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境界，才算得思境上的圆满。所以，老子、佛陀的圆满只是当时人类认知阶段的那个时代下的思境圆满。

因为身体的残化是先天的，智质的残化是后天的，所以，任何圆满都是相对的思境的圆满，包括所谓修行圆满或心灵圆满，也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只是圆满的层级和个体认知的深刻程度息息相关。但无论那个层级，至少都是消解了自我或小我，超越了普通人自我的狭隘而站在万物一体的整体视角（即上帝视角）上看待万物，观照芸芸众生。这时候的自我就因为深刻领悟到存在的整体性状态而从小我成长为大我，懂得整体视角下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圣人无名、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皆老子语）的根本性的道理。也只有在领悟了这些以后，无论入世还是出世，其格局一般都不会囿于个人的得失而更在乎天下众生。

如佛陀，他一层层消解掉人性外衣下的外在需要，如“自我实现的需要”（人最残化状态下的需要）、尊严的需求、安全和爱的需求，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缔造的理论帮助那些苦难中的人“了生死、灭苦悲”，消解掉人生的苦难。这就如同哲学通过追本溯源消解了人生的意义，有利于帮助我们破除人生中的偏执以及偏执带来的问题。真正的自我并不在对自我价值的执着追求中，正如幸福不在对幸福的追逐中，只在每个当下面对私欲的自足与自在中（即通过认知消解了对外物和所谓意义的执着），只在每个当下对顺应天道、利益众生的默默坚守中。最大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把自己融于人类整体的求存（如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等）而非单纯为个人私利而奋斗；最大的自在与放下，就是把思境融入整个存在，了解生死的一体性，坦然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皈依于永恒的自然。这时候，我们通常会把这种为追求整体的利益而牺牲自我的人性称之为神性。

作者在《人类的没落》中特别指出“严格说来，让个人疏离于社会是不成立的。一切所谓的‘边缘化行为’其实是社会高度分化的别样表现形式，甚至是个体极端残化的主观确认方式，须知个体分化或残化正是社会结构度趋于增高的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出家人，所谓归隐，严格来说，都不成立。比如佛陀，只要还需要饮食，就得到社会上去化缘；归隐的哲学家，也需要在社会上赚够了钱才能归隐，否则生计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通过社会维持生计；再比如通过炒股维生的人，表面上脱离社会，其实不过社会经济分化出金融资本代偿后的个体求存的“别样表现形式”，出家人、归隐者也一样。我们的精神可以抵达“本原”，即进入整体的本原思境，肉身却不能活在“本原”的境界中，如庄子还是需要卖草鞋维生的，哲学家要么如叔本华有遗产继承，要么有人供养，否则就还是有谋生的问题。最基本的饮食欲望是人人都必须要满足的，衣食住行的基础生存需要也为最低的经济基础划定了底线。所以，如王东岳先生这样的思想家表面上因为隐居脱离了社会，实质上却是其作为哲学家的专业性需要：正因为远远的整体性旁观，能避免特殊生存情景下的意识形态制约或主流文化同化，从而更客观地认知这个世界，并以没有利益关系的“独立学者”的身份著书发言，从而更好地成为人类的头脑。佛陀也是如此，彻悟以后难免觉得人生再无意义，要想继续活下去就只能以普度众生为新的生命意义。这时候他做的是思想文化的服务工作，通过他缔造的佛家文化或宇宙观抚慰苦难的灵魂。而佛家最盛行的时代与国度常常就是苦难深重的时代与国度，如正是发源地印度的种姓制度缔造了下层民众今生无法改变的苦难，只好在佛家文化的浸润中通过修行今生寄希望于来生，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战火纷飞几百年，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生命都脆弱地面对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佛家文化便是最好的安慰。

总之，追问到最深处可知，自然赋予的我们的人性需求只是为了实现个体乃至社会整体求存的手段，真正的最终目的还是个体能身心健康地好好活着（存在是生命的最终目的或根本意义）、整体社会能稳定存续（个体与整体是一体的）。当手段伤害到目的本身时，就是本末倒置。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本末倒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本末倒置；为尊严为实现自我价值而过度消耗身心，都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需要实现的自我不是根本的自我，而且越需要自我实现，越证明“我”处于极致残化状态（智质的最残化状态）。真正的自我自足而圆满（仅限于思境或认知的圆满）——即佛陀的“无我”或通俗的最大的“大我”（其实是最大的最圆满的“自我”，即认知的完整和圆满）。人与人最大的不同，是认知的不同；人与人最大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认知或思想决定了人的心灵或思境的圆满程度。灵魂自由如庄子者自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这也是老子“大方无隅”的境界，在这个最高的境界中，表层的荣辱、是非等对立认知都得以消解。

总之，从动物性到人性，从人性到神性，就是人从先天基因决定的可能性中，在后天实现了最高层级、最大价值的自我实现的追求。虽然前衍代偿层级对后衍代偿层级起着决定作用，但后衍层级对前衍层级也起着抑制的反作用。所以，当显意识的大公无私抑制了潜意识的私欲时，那只是极个别人的精神的胜利。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后天本能，由其感性经验和理性认知共同决定，所以，我们的后天塑成的人性可能焕发出兽性，也可能焕发出神性，它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个人的认知（包括意识和意志）。但是，在事实上，就算一个人的显意识决定了牺牲，比如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而自杀，在逼近死亡的现实过程中还是会本能地挣扎求生。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生理决定其更强大的无意识的力量。

总而言之，人类需求层次的递增表达着人性的递变或分化进程，不同时代的人性汇流成不同时代的社会生存结构或文明状态。商业文明下的自我追求、自我实现更是直接彰显为民主与自由，即最大程度的遵循自我意志、自由的选择人生的意义和实现方式，尤其是在资本的诱导下会最大化地挖掘每个人的代偿量，所以，它的尺度直接就是自我残化和社会残化的尺度。换言之，“自我实现”的要求程度越高，个体和社会的自主代偿量越高，个体与社会的本性残化程度越高。所以，当人人超越了低层级的需求而把追求“自我实现”当成第一要务──或曰“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语）──之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了自身的存在度已趋近于零。反观只追求吃饱穿暖的、没有自我实现需求的氏族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史中存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社会。由于视野的局限，人类已经很难这样从本质上去认知问题了，也更难摆脱情景评价了，因为在简约原理的代偿规定下，越高级的需求越易迷失，当最后衍的人类迷失在最后衍、最动荡的依存条件中时就很难看到最前衍、最基础的依存条件，更看不到完整的越来越多依存层级的依存条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正源于此。人类对自身的脆弱本质一无所知也源于此。  

注：本章汇总前面章节并通过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论”的角度揭示了人性凝练与社会演化的同一过程。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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