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章 存在性下的决定论
宇宙万物因递弱代偿而衍存(卷一所示);【论断:“人类”乃是弱化物演的最后载体,由此注定了我们在自然界的卑下位置。】
精神属性因分化依存而勃发(卷二所示);【论断:“精神”乃是属性代偿的最高形式,由此注定了智慧在衍存系的无助性质。】
社会实体因生物残弱而构成(卷三所示)。【论断:“社会”乃是物相跃迁的最终结构,由此注定了人文在宇宙间的飘摇情状。】
总之,物质存在、精神存在以及社会存在都是由“存在(本)性”或“存在元质”所规定的同一流脉,换言之,它们都是“自然存在为了让自身得以存在下去的存在方式”。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既然任何衍存质态都不外是“统一存在”的延伸,则任何衍存动势都必然受到“同一存在性”的支配,即是说,存在的形式是无可选择的,存在的前途是预先注定的。(1)
“自在”乃是存在度偏高的衍存质态,“自为”乃是代偿度偏高的衍存质态。“自为”是为了能够继续“自在”而“为”,“自在”是基于势必“有所为”才“在”,其间只具有“在”与“为”的程度之差别,却不具有“为”与“在”的向度之分歧。
也就是说,“人的作为”与“物的不为”同源,“人的实践”与“物的演运”同质。“实践”因此非但不能改变“演运”的自然态势,反而一定是固有演运趋势的展开和促进。
于是,所谓的“实践哲学”或“有助于实践的科学哲学”应运而生,它们大抵不过是被日益紧张的生存形势所扭曲的功利性考量或应变性操作,这使得哲学的发展倾向于背离哲学的原始宗旨──即“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语)的那种超然思境。尽管这是无可奈何的“蜕变”(指自在的底气日趋衰竭),也是无可指责的“大势”(指自为的气焰日趋浮嚣),但身为哲人总不应忘记:“哲学的元义”正在于澄清“驱动实践的自在因素是什么”,而不是像其他学科那样“反倒被实践的自为要求所驱动”。这不是要得出无所作为的消极“出世”结论,而恰恰是要指明积极“入世”的原因,即“自为之物如人类者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会陷于有所作为的规定中且不能自拔”。(2)
因此,人类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是“应该”的,也似乎都是“错误”的,“错”就“错”在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终将导致自身弱化的继续推进,亦即终将达成自然失存的自我趋赴,可这正是他们“应该”存在的根据。
也因此,我的哲学推演虽然可能像存在的推演一样特别切近于人的衍存,却丝毫不能对人的行为有所忠告,亦即不能对自然的运作有所忠告。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才好理解关于批驳布里丹“意志的选择”所造成的悖论:即一切选择行为或选择主体都有一个不容选择的行为规定或主体规定在先,亦即“选择”本身正是那个规定着选择过程的规定之体现,故此,从根本上讲“选择”不成立──譬如“人类自为方式的选择”或“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等等。这不是由于“布里丹的驴子”(Buridan’s ass)在完全均等的两垛草料之前会因无从选择而饿毙,而是由于“自然化身的驴子”在唯一可取的那垛“宇宙草料”之前必因无可选择而趋之。(3)
注释:
(1)三卷合一,都是递弱代偿存在性同一流脉的表达。卷一从整体上说明了递弱代偿存在性自行滚动下的衍存进程,由此确定了人类最后衍的衍存位相以及代偿无效于存在度的至残至弱之本性;卷二从感应属性代偿无效于存在度的角度说明了感应属性分化依存进程下,最后衍的人类逻辑代偿效力必然越来越弱(如科学导致的戕害效应越来越明显)、意志落虚(如维护人类整体求存总难以实现)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卷三从结构属性代偿无效于存在度的角度说明了作为结构代偿集大成者的人类社会因为其内部结构代偿的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其各层级之间乃至整体结构的适配程度必然越来越低,即结构代偿失耦合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总之,一切代偿层面的现象都是存在本身自身规定性(即存在性)下自我流变的产物,即所有因分化层级不同而显化的物质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都是存在本性递弱或代偿规定性下的必然产物,共同遵循递弱代偿存在性下的简约代偿原则。换句话说,世间一切存在都是被存在性先天决定了的,如从前衍的简单状态到后衍的复杂状态,从前衍的无意识状态到后衍的显意识状态,从前衍的自在状态到后衍的自为状态等。
(2)很显然,“自在”不过是分化程度低的相对圆满状态,表达着存在者的高存在度、低代偿度;“自为”不过是分化程度高的相对残缺状态,表达着存在者的高代偿度、低存在度。所以,二者归根到底只是分化程度或衍存位相的区别,本质上都是本原存在分化的产物,都是递弱代偿存在性自行滚动衍存的产物。
由此可见,人类的一切“自为”、作为或实践,归根到底都是人类纵向衍存或横向依存的方式罢了。从横向上看,人类仿佛有自主的能力,如商业文明阶段普遍倡导民主、自由,但这其实都只是人类社会结构内部分化到一定程度必需的耦合手段,从整体上看,只是维护社会整体求存的方式。自由意志也一样。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汇流成社会意志,导向社会整体求存的方向。所以,人类的意志、文化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实践无不是横向耦合依存的方式,达成的是纵向衍存的实现。换言之,纵向衍存或横向依存是一回事,正是横向的耦合依存实现了纵向的分化衍存,二者完全同步于同一物演进程。基于此,人类的意志就是自然意志的人格化表达,人类的求存实践就是自然演化本身,人类的依存实现就是自然衍存的实现。
既往实践哲学不知实践的发生源于递弱代偿存在性的展开,源于人类自身存在度的递弱,远离了哲学追求终极的哲学素质,这是智质分化进程中哲学也随之分化的结果,即人类晚级社会的智质分化其实也是自然分化的彰显和表达。哲学一旦忘记初始目标,失去耦合科学以追本溯源的能力,就注定越来越浮浅、越来越狭隘。由此,人类社会无可避免地陷入不断分化代偿的加速趋于失存的进程。这是人类凭借自为意志自为实践的结果,也是自然通过缔造人类意志的自然意志的表达。
所以,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的求存实践都是“术”的部分,由主体的意志自为驱动,而递弱代偿的存在性才是“道”的部分,它澄清了一切主体——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中一切主体也是客体,指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自在因素,决定了主体的一切思想和行为。
(3)总之,物的不为属性和人的自为属性都表达着存在性的展开,“自在”与“自为”的区别只是不同衍存位相下或不同存在度下存在者的质态区别。任一存在质态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前途都由递弱代偿的存在性决定而无可选择。所以,在纵向上,人的感应方式、自为行为、发展前途都是被其衍存位相或存在度所规定,人类的衍存质态、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都不容选择。比如,当下人类的意志倾向于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系统危机遵循简约原理所必需的高效耦合方式,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所以,接下来中国会通过“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基建实现全球更高层级的物流网的联通,会通过卫星、网络实现更全面的全球化网络覆盖和更高速的网络运行。由此,就等于缔造了人类社会更高层级的更复杂、更畅通、更灵敏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但正如最复杂的人体生理结构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最难以维系其平衡状态的结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实体结构也必然是最脆弱、最动荡、最难以维系好其平衡状态的结构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事,包括做这件事的意志倾向都必然把我们导向更加失存的境地,这是求存的必须,也是求存的结果。万物的衍存本身就是以趋于失存的方式去实现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体生理结构的形成必然有一个从非人到人的中间过程,正如中国大一统的实现也必然有无数分分合合的中间过程,这个中间过程相对于最后被固化确认的社会结构肯定更加动荡,所以,与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往复动荡,不如一步到位到相对稳定(但绝对失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在这个最后衍的衍存位相上尽量维持更长久的存续。这就如同延长任何朝代的和平盛世总比始终处于战乱的动荡与混乱要好。当然,这种类比的表述未必恰当,读者必须了解,注释中的一切类比只是为了辅助于读者的理解而毫无严谨性可言,切莫视为学术表达。
所以,站在纵向衍存的角度,所有横向的选择包括需要选择本身都是纵向既定衍存方向、衍存位相下无可选择的必须,选择从终极的整体角度来看从来都不成立。
也所以,递弱代偿存在论是地地道道的决定论。在递弱代偿存在论下,非决定论本身都是感应属性分化程度加剧以后,随着感、知、应的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耦合而必然产生的横向认知结果。换句话说,横向的非决定论本身也必然有其纵向被决定的自在素质。
也就是说,全书三卷的中心思想一致表达为递弱代偿的存在性下的纵向决定论,亦即纵向衍存下的必然性,但每一步纵向衍存的实现都是分化与耦合共同铸就的,即纵向的分化实现依赖于横向分化物的整体耦合。随着纵向衍存进程的层层分化,分化物越来越多,分化物之间达成有效耦合的几率越来越低,所以横向耦合的偶然性越来越高,整体耦合的难度越来越大,以至于最后衍的人类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动性和自主能力,才能有效选择自己的依存物,完成自己的个体依存。所以,纵向的必然性和横向的偶然性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完整的统一体。越后衍的分化程度越高的时代越需要正确耦合的方式和力量。尤其对于后衍阶段的人类而言,知识越分化(即科学越发展),分化知识下的同步耦合(即哲学)越重要,正如越是枝叶繁盛的大树,越容易迷失在枝叶间而找不到树干和树根,但对枝叶的理解必须从根部开始才具有整体性,亦即深刻性。枝叶繁盛代表分,代表多,代表发展程度;根部的基础代表合,代表一,代表共识,这就是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物演通论》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人类社会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一方面需要民主和自由去应对“多”,去应对社会的极致分工,去应对因为知识分化导致的人的认知差异或文化多元;另一方面,更需要统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去实现人类的基础共识和求同存异,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高效耦合。当然,分化程度越高,耦合越艰难,所以结构简单的农业社会靠专制、靠儒学这样的意识形态就能实现基础的耦合了,而结构复杂的商业社会必须靠民主和自由、靠更复杂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有效耦合。无论农业社会还是商业社会,与之匹配的统一的文化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文化共识的产生与达成会随着社会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难,所以,人类社会内部结构失匹配的状态越来越成为常态。中国从秦朝开始的农业社会,耦合不好就分,耦合的好即合,分分合合几千年;而西方商业文明化的内部耦合问题总是通过向外的殖民扩张来解决,固有贫富分化的必然矛盾由此通过转嫁得以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也由此延长。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耦合成地球村,任何全球性的系统问题几乎已无可转嫁;而且,每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全球化的问题需要全球化的文化格局和政治治理,要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建构,还有漫长的路,在此期间,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反复,全球意识形态的模糊、经济危机的爆发等,都是人类社会内部结构失匹配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站在人类每个个体的角度,纵向的决定论非但不是我们放弃努力、听任命运的理由,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根据自身的特质,在努力维护个体求存的基础上,因为明了自然律下社会运行方向而主动地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求存。
注:本章作为全书的概括,明确了递弱代偿存在性对所有具体存在者的决定性,即在纵向上,万物包括人类的存在质态、发展前途都是被决定的,无可选择。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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